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ldo;人治&rdo;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ldo;利&rdo;与小人相连,将&ldo;义&rdo;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ldo;处贫贱易,安富贵难。&rdo;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的。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子蒜苗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ldo;现代&rdo;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ldo;现代&rdo;的呼声分贝太高,&ldo;传统&rdo;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性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操,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之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的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于孤芳自赏孤掌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