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卞宝第:《卞制军政书》。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446。
2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外国人在1888年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ot;中国之种茶,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株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ot;。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45。
3《1882年-1891年海关贸易十年报告》。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51。
1包世臣的《安吴四种》。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495。
2同上。
3《米琪尔致文翰的报告》。同上书,页506。
4光绪八年(1882年)的《嘉定县志》。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503。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3。
2林则徐的一个奏折中说:&ldo;各夷馆所用工人以及看门人等,均责成买办保雇,其买办责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责成洋商(按即行商)选择,令其逐层担保,仍由府县查验,给牌承充&rdo;。(《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64)。
1《道光夷务》第一册,页190-191。
2&ldo;孖毡&rdo;其实是英语商人(r插nt)的译音,林则徐关于此问题的奏折说:&ot;查夷语有孖毡名目,音同&39;马占&39;,即华语所谓&39;买卖人&39;也。&ot;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64。
1《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104。
2同上书,页1147。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422。
1两湖总督署译印的《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页246。
1《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5-36。
1《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5-70。
1《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页77。
1徐继畬:《瀛环志略》卷四,清道光庚戌年(1850年)刻本,页12。
1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七,页44。
2同上书,卷七,页46。
3同上书,卷四,页8-9。
4《海国图志》卷二,清咸丰二年(1852年)刻本,页4-5、15。
11842年有一广东的行商潘仕成&ot;捐造&ot;兵船,据说是&ot;仿照夷船作法&ot;(《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395),得到皇帝嘉奖,上谕说:&ot;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着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员涉手,仍致草率偷减&ot;。(同上,页2397)道光皇帝倒很了解,靠他的官僚机构是办不成任何新事业的。潘仕成后来得到了布政司的官衔,他的仿造&ot;夷船&ot;的事业也没有下文了。
2《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435。
3故宫博物院1931年出版《史料旬刊》第三十六期,页329。
1《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58。
1《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页29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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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太平天国的兴起
(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既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产生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才开始注意到农民的力量,但他们没有能力在革命中实行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把农民发动和领导起来,是更晚的事情。历史实践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长时期内,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同过去的封建时代一样,得不到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封建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中革命性最强的是生活最贫苦的贫农阶层。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大革命中,贫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骨干,有时成为领导者。&ldo;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rdo;1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作的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但是只有贫农,还形成不了广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总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得中农群众,首先是比较贫苦的中农也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来的。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过着最贫苦生活的贫农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受最起码的文化。比起贫农来,中农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文化,也较有可能对于本村、本地区以外的世界多一些见闻,因此,贫农往往和贫苦中农联合在一起领导和进行农民革命,他们在历史上曾多次地把革命火焰燃遍了中国大地。
城镇和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小贩、水路和陆路的船夫、车夫和其他运输工人等的生活地位和贫农、中农差不多,他们大多本来就是贫苦的农民,也能够成为农民革命中的基本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