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英国在当时虽然更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
法国在路易十一时代朝国内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代成为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代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巨人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成了一支首先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了。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的西班牙巨人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这时,奥地利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象拖船一样拖在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看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的。这时,各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由于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国家力量同以前比较起来已变得非常强大。法国可以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会象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以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符合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iddot;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
假如他们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作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敌人最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甚至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这就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
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
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仿佛就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就都象是静止的。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和踌躇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iddot;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有能够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从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致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