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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时期土地改革－评老毛寻乌调查（第2页）

（八）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地的”，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账的。

（十六）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

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

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己，他的意思。）

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

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

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二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