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慡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糙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