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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他在政治舞台上迅速滑落,失f之中迁居香港。他的&ldo;三宝&rdo;已失灵,除了1934年参与昙花一现的&ldo;福建事变&rdo;,他没有再涉足政坛。抗战爆发,他却于1937年9月到南京共赴国难,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在防空洞里,他和马相伯一同回忆起20年前公布黑龙会分裂中国阴谋的文件一事,而今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三年后,他在香港病故。

铁肩辣手殉《京报》

1918年10月5日,32岁的《申报》特派记者邵飘萍在北京独立创办《京报》,这是一份对开四版的日报,没有资本后盾,没有政治后台,更无外国势力撑腰,秉持的仅仅是&ldo;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rdo;这样一个理念。不到一年,发行量就从300份扩大到4000份,中间被查禁一年,复活后又从4000份迅速发展到6000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报。

飘萍在自办《京报》前,已有过七年新闻从业经历,做过主笔、记者、特派员,办过通讯社。他是采访的天才,也是新闻的全才,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张季鸾等都自叹不如。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热切地关怀社会,对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议员都进行了毫无顾忌的批评、嘲讽和鞭挞,他不喜欢用曲笔,他的针贬往往直截了当。《京报》办公室墙上挂着他手书的&ldo;铁肩辣手&rdo;四个字,代表了他的追求。他自述为什么要办《京报》:他在北京两年,目睹各大报几乎都被各种不同的势力操纵,&ldo;绝少背后无政治关系者&rdo;,《北京时报》有段祺瑞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他因此下决心办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独立发言,独立报道,做民众的喉舌。

《京报》创刊八年,当他以身殉报。踏上天桥刑场时,俨然已是北方舆论重镇,深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喜爱,他本人正当40岁年华,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

我心中常常会产生一个问号,飘萍到底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说他生不逢时,他不幸而生在一个乱世,政局诡谲,军阀混战,有枪即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b从辛亥年在杭州走上新闻报国路,15年间,他一次次遇险,下狱、流亡、封报、诽镑、恫吓……这一切对他都是家常便饭,最后为自己的《京报》付出了生命。说他生逢其时,他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王纲解纽、天下未定于一,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延续几千年的集权专制瞬间瓦解,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息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晚清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进一步获得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ldo;五四&rdo;,再到&ldo;五卅&rdo;和&ldo;三一八&rdo;,短短15年,他有幸遭逢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赤手空拳创办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影响一个大时代。那是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邵飘萍他们还能在一个无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抉择,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发挥到极致。

现在看来,飘萍办报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和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lso;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lso;我&rso;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lso;我&rso;。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rdo;。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

飘萍有幸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他殉难,北京一片风声鹤唳,家属和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收尸、下葬。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挺身而出,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200元,拜托师傅侯瑞春替飘萍收尸,京剧名角马连良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存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30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办的《中华新报》连载,被张作霖下狱,一关就是三个月。当他殉难,北京新闻界的喉管被卡住了,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他的同学、朋友、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悼文,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都公开刊登在当时的《申报》、《商报》、《民国日报k《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文章。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是《京报》赖以产生并存活多年的条件,尽管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游戏走马灯般上演,但在民间社会,在这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走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飘萍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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