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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第十六章山东危局（6）

也正是由于这种大义，川军将士以一种莫名的大勇，非常理性地容忍了亲痛仇快的捉弄和屈辱，用难以想象的简陋装备，和单薄夏装，在北国严冬和春寒料峭下的冰天雪地之中，用血肉之躯，顽强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和坦克，为赢得在抗战史上地位至关重要的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贡献。

坦率地说，从纯军事角度上讲，笔者不认为滕县战役和台儿庄战役打得像一般史书上宣传的那样很好，而是觉得它们在战略战术上远不如世界游击战争经典的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样相对智慧、周密和战果卓越。笔者估计，如果当时整个战区的指挥更好，汤恩伯军团能像川军驰援山西和鲁南那样积极抗战，或者像张自忠军增援临沂那样策略和顽强，而不是消极增援、积极撤离，台儿庄大捷多半会提前为滕县大捷，甚至滕县至邹县一带的山地大捷，滕县、临沂和台儿庄的战斗都不会像后来那样伤亡惨重，战果也会强于台儿庄大捷的实际成果，甚至后面所有战事和历史都可能改写。

也正因如此，与很多关于滕县抗战的史料和评论大相径庭，本文学作品并不特别强调众多川军将士在浴血滕城时的&ldo;城亡与亡&rdo;，而是尊重所接触到的客观史料，不为尊者忌讳地揭示了死守孤城的无奈、悲壮和特殊历史地位。

川军22集团军驰援鲁南的主要贡献在于，先是非常及时地抢占到了临城和滕县，日后又拼死阻滞了日军的大举进攻，两次挽救了势在必失的徐州，大大延缓了日军的侵华速度，并进而深刻改变了日方的最高侵华战略和侵华命运。特别是最后一点，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新发现，川军在抗战史上的实际贡献和地位，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

种种残酷而悲壮的战争前景和历史命运，已经在滕县战斗之前、赵渭宾在太原写的家书中悲愤地和充满希望地预言到了。

这封信令人感动的地方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其中明确地展现出一位洞明时势的川军将领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因军阀混战所致国家危亡下的无数悲壮的牺牲品中的一个；一是共产党和因积极抗战和卓有成就而深得民心，并因此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一是北路川军由于和八路军的特殊交往而大受裨益，抗战精神、抗战作风以及战斗力都明显提升。

留意这三点，或许有助于读者透过历史的部分片段，去感触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波澜壮阔和复杂微妙，并进而感悟深刻影响民族兴亡的历史真谛之所在。

总之，笔者深信，中国的悲壮历史，以及川军拼死卫国的大义大勇精神，是龙的传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任何对中国的新的侵略图谋和汉奸行径，都应该及时给以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命运，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悲壮，和平崛起于新的世纪。

夔剑

2007年5月26日

附录忆先父赵渭宾烈士（赵世诚）

先父讳渭宾，字象贤，1894年生于四川成都。&ldo;七七事变&rdo;前夕，先父在川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在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前夕的滕县抗日战役中，与王将军一起壮烈牺牲。1985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先父为烈士。为了追忆先父生前事迹，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申请借出存放在本人档案中的一封信。这是1937年先父走上抗日最前线的前夕在山西太原寄给我的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他对战局的看法和对我们兄妹的希望。几个月后，先父即在山东为国捐躯，此信竟成为对我们兄妹的遗嘱。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在我身边，直到1956年我入党时才交给党组织。

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苦。为先父过早去世而哭，为先父奋斗一生而未能亲见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哭……也不禁使我回忆起了历历往事。

第十六章山东危局（7）

先祖父是当时官办的制革厂职员。先父童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多难之秋，中华民族濒于危殆。入学校后，得到当时已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成都著名学者李培甫、视祀怀诸先生的教育，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常有&ldo;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do;等议论，少年时就埋下了&ldo;以身许国&rdo;的根。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革命政权为防备清廷残余势力，组编学生进行军训，成立学生军，先父年已18岁，即毅然参加，次年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14年，他在军官学堂第二期毕业，到属于国民党系统的熊克武部队任职，初任讲武堂教主官。1920年转入部队，在熊部第1师（师长喻培橡）任少校参谋。1924年随喻师参加讨贼（曹琨）军，部队屡为北洋军阀在步步所逼，被迫退出四川，驻防于贵州、湖南一带。不久，孙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五省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北伐，先父调任喻师参谋长。之后，先父凭同学同事关系，在四川军界中担任幕僚职务，先后在28军11混成旅、川康边防军第2师、第3师、41军122师等部队任参谋长职，直到1937年出川抗战。

先父虽然多年在军界工作，但性格和爱好仍不脱文人的气度。由于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响，所以旧文学根基很厚（先父牺牲后，成都的著名文人刘豫波先生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评价：&ldo;久病说当年，最难忘春树淡诗，自愧我识途老马&rdo;）。1926年以后，生活比较安定，先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类子书、名家诗词文集等。对于能代忠臣义士的著作，如岳忠武王集（岳飞）、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阁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计求购，置诸案右（这些情况见先父在书上所写的跋语，这些书现藏于）。在史书中，尤其重视明史、宋史。我当时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阅读。&lso;所藏图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进步书籍，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河上肇、巴格达诺夫、鲁迅、邹韬奋等人的著作，以及少数马克思原著（如李一氓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都是1927年以后出版的，在当时算是禁书。这些书是在先父阵亡后，我清理遗书时发现，都是先父阅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