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东洋汉奸、西洋汉奸,还有南洋汉奸,就是到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定居的中国人。史书上记载最早的汉奸群,便是南洋汉奸群。他们放著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偏要去做化外之民,也就是蛮人。这和今日香港回归,许多人还恋著继续做亡国奴如出一辙。不想要中国护照,想拿英国护照;拿不到就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加拿大买房子、换身份,反正死活不做中国人。当年荷兰人在印尼,杀中国人杀多了,挺不好意思地向大清政府道歉,说是下次不这么杀了;清政府却轻松一笑,鼓励他们还要多杀。因为逃离本土,定居番邦,便是不服本朝管辖,不服本朝便是叛国,叛国便是汉奸。外番帮咱们杀汉奸,何乐而不为?
现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可能有更早的汉奸群,如日本人,是春秋至西汉时从中国江苏一带移民过去的。或者不妨这样说,日本人就是汉奸的后裔。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凡华侨都有汉奸嫌疑,包括爱国华侨。“爱国华侨”本是个可笑的词。你爱国,怎么去当华侨;既当华侨,复有何颜面奢谈爱国?华侨可以爱国,那日本人也就可以“爱国”(中国)了,跟咱们“提携亲善”了,“同文同种”了,“共存共荣”了。又比方爱国华侨陈嘉庚,—哟,连他都要成……汉奸啦?咱不说了,这事儿你看著办吧。
我们也许应该想一个轻松点的问题:二十世纪谁不是汉奸?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于河溪屯子
假如阿q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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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糊里糊涂被人从土谷祠里捉去枪毙了,使我们这些当惯了看客的中国人老大不舒服。总觉得以他的名气,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不该这么英年早逝。近翻鲁迅全集,见《〈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编辑催稿之苦,才故意让阿q“渐渐向死路上走”。“我那时虽然并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说,“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可见文人草菅人命起来,理由是不需很充分的。
假如当年知识分子的待遇高一些,有地方好好静坐想一下,或许鲁迅会抽身走一趟未庄,通知阿q连夜逃脱赵秀才的构陷。那时户籍制度不严,不象如今公安国安人员遍布,南下北上装都不用化。稍稍潜伏十天半个月的再回去转悠,乃至跑到县里举人老爷的家门口闲逛,人家也一定早忘了他的犯科行径,不当回事了。运气好遇上别的什么嫌犯绑赴法场顶罪问斩,如名声差得甚远的小d、王胡之辈,他还能同吴妈一样,挤在人群中张开嘴巴看。再去酒肆茶楼的柜台旁,跟人手舞足蹈地比划一向:“好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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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年北伐开始,阿q强烈的革命诉求,也就有了付诸实现的机会。白盔白甲虽穿不上,真刀真枪却少不了。要是用他那浙江口音,跟北伐军蒋总司令认上同乡乃至本家,兴许真能晋个一官半职,回未庄向乡亲们炫耀。不过假洋鬼子与赵秀才可是早化了四块洋钱,在大襟上挂过银桃子了,没他俩的绍介,革命党也还是有些难投的。倒不如跟湖南一样自行组织农会,打一捆梭标板刀,去赵钱二家先分了浮财再说。这也与他心目中的革命较为接近——“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等等。
接着“清党”、“清乡”,共产党在邻省江西闹暴动。到这步田地,阿q无疑是只得去“投一投”了。假如他不死,——这本是咱们立论的前提,——历经井冈山、长征、延安……下来,如今的官位应不下前一阵子死于任上的□□□□□□□。他两个都不善识文断字,都习惯出口“妈妈的”,都主张动不动便将对手“嚓”地杀头,就是说都很有革命的坚定性。若论起开荒垦地、搞大生产一类的活儿来,□□只怕远不是他的对手。阿q住土谷祠的时候,“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样样是好把式。一个老头曾颂扬说:“阿q真能做!”唯一的遗憾是批阅文件的圈儿画得不圆。不过不打紧: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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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天晚上得到捉他的通报,竟至远走他乡呢?“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没有死守一地的道理。当初他只是想和吴妈睡觉闹出风波,到处找不到工打,便改向城里发展,果然混一个“满把是铜的和银的”回来。知道自己被告成死罪,还不赶紧溜之大吉?因为“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而赵姓原籍“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应是“陇西天水人也”。所以他极有可能和必要借此机会回西部老家“黄土高坡”去寻根,以证实“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西部却不及江南小镇妩媚富庶。阿q到了彼地(我们且设它叫“未寨”),又难免与人夸耀起未庄打工时的“先前阔”来。加之他“真能做”、“见识高”,又有“精神胜利法”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领些人改造一片“狼窝掌”想必没问题。就这样也能去京城做成大官,如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再蒙出一句“农业学未寨”的语录,别说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一群鸟男女”吓成一摊,连江青一类的朝廷显贵也得趋之若鹜。鲁迅做传时遇着的第一个难题——“阿ei,阿桂还是阿贵呢?”——便也迎刃而解:当然是“阿贵”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