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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美国只有市场一头，人家的作者都是天才，成了名就迅速被商业电影吸纳过去，票房要求你只能拍很类型化很完美的商业片，这也行，单纯。我觉得第五代导演达到的技术水准完全可以拍出很精美的商业片，像《泰坦尼克号》那样，这里也可以说有艺术追求。何必那么累呢？想追求又追求不到。你的技术很好，你又很尊重市场，你又要活下去，还不如把艺术片的伪装扔了，把脸撕破了，就拍类型化的电影，这样单纯地干，也可以使观众啊、编剧啊、影评人啊，不至于无所适从。

老侠：张艺谋拍东西大都从小说改编而来。他与谢晋是倒着来，当年谢晋从《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到《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哪部小说抢手他拍哪都，成了一个最了解市场行情的家庭主妇。张艺谋除了《红高粱》是抢到了热点小说外，其他如《ju豆》、《大红灯笼》、《活着》、《秋ju》、《有话好好说》，他拍谁的小说谁就红起来。这与谢导比起来，也算有本事，高一筹了。

王朔：张艺谋看小说再搞电影，真的很累，而且现在这条路不好走了，走不下去了。现在，人家小说写的东西已不适合他看了，因为电影往商业路子走得很快，基本电影本质上和商业的东西，和那种大众需要的东西已经很投缘了，你又何必要小说呢？小说，第一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东西是不可捉摸的，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他们看了年轻人的小说产生不了具体的形象的联想。第二，小说是城市的，写农村小说也大都是城市里人读。就是说他张艺谋在城市里找不到机位，城市里的东西他觉得都差不多，都不好看，都不能拍电影。他拍城市成，不知道这场戏该从哪儿入手，这个人物应该什么样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产生不了意象地看小说，你让他怎么拍？根本就是任何一种形象的东西都不能产生，怎么可能再看小说拍片子呢？

老侠：所以张艺谋几乎从不碰城市，从开始拍片，就和土块子高粱地打交道。

王朔：那我觉得，他们假装也这么多年了，应该回到他们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地拍一种规定的东西，市场的规定也好，主旋律的规定也好。因为这种规定的东西不妨碍他们谈论真善美，真善美是可以通过模式化的东西转换出来的。只有其他的，例如悲观的、绝望的、黑暗的……才是各式各样的，那个东西是需要特别的感悟，特别的拍摄手法。而他们的作品要感人，让观众掉泪，这太简单了，电视剧就在做这个。我硬弄个模式，大家不承认这个模式就会做得很累，就会出现很多误会。

其实大家就是一个目的，说到底没什么区别。那就不要假模假式地掩饰这个目的了。

那样就会做得不规范，故事本身讲得不模式化，这就让人置疑你导演个人是不是还有另一种追求？没有啊。那何必让我觉得可疑呢？做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老侠：其实，就像冯小刚那样拍贺岁片，是大众的商业的路子，就完了。本来骨子里要的就是这个，却非要弄出高远的艺术追求的样子，这就太累了。也许，你从根上就伪善，你也就不觉其累了。

王朔：中国导演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呀什么的，害了很多人。他们心里不如意，就总要扭捏做态。冯小刚将来毁就毁在这里。你看他，自己想从贺岁片向艺术片转，一定要在电影节成功，这很可能是他的坏的开始，好好的一碗饭你不吃，也想学着去那里玩追求。

老侠：这些成了腕儿的导演中，说不定将来就能出个电影局局长什么的，凭这种电影圈中的摸爬滚打练就的老jian巨猾，当一个有专业权威又谦和平易近人的握有生杀大权的官，真不是什么难事。

王朔：谁上了这个台阶谁就完了。别人就会盯住他，不做这个，做那个，不通过这个，通过那个，导演们可怜，他们更可怜。

老侠：这些导演怎么啦？那种高调唱得就跟古代的圣人们差不多了。什么富贵不能y，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也好，孩子也好，为了自己那点名声抛妻弃子，后来的意识形态不断地一直强化，强化，把这个东西强化到极点。他们个人能达到极端的完美，完美到极端的自私，甚至连亲人或周围的所有人都是他自我完美的工具。其实骨子里是一富贵就y，一贫贱就移，一威武就屈。

王朔：有一个说法我特别受不了。他们拍《红高粱》的时候就讲过，是莫言讲的，什么咱们的祖上曾经有些英勇豪迈，现在都挺窝囊。拍《刺秦》的时候陈凯歌仍然讲这个话，历史上中国有过这样的志士仁人，现在没了。拍这些东西是想告诉大众：过去中国人不是现在这副窝囊样子，曾经是很牛逼。

老侠：不用他们讲什么历史上曾经有过，就讲讲咱汉民族的历次对外战争史，蒙古族那么几个人，骑着小矮马，咣当一下就把中原给占了，把人分为若干等，汉人在最底层。满族也没几个人，也骑着小矮马，过了山海关就横扫中原，让你们留起大辫子。但汉族人也挺幽默的，现在都把这些异族侵略者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鲁迅早说过这种幽默的下作，余秋雨还要专门写康熙大帝如何文治武功，she了多少只虎什么的，在皇家园林中she虎，she早就准备让皇家开心的虎。再说日本人，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日本人哪能占过来，但他就是占了。怎么占的，一个日本兵骑着一匹马枪上挑着太阳旗，一个人就占一个村，一个镇。一占了，马上就有大群的伪军，接着就是他政权出现……在我的读史经验里，中国人杀起自己人来，却总有胜利者。

农民起义、剿匪、剿叛军，打内战，死人无数。秦朝的大将白起，一次活埋俘虏就埋了四十多万，那时候打仗才有几个人啊。也就仗着咱中国人多，多如糙芥呀。王朔：外国不这样。我原来以为美国这样，性关系上的无耻、随便，在我以前接受的信息中，美国一定是世界之最。但我一到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就知道美国不这样，人家很重感情、家庭。ji女行业也很规范。看来看去就咱这儿才这样，这是咱的特产、专利，也就是咱们的集体无耻。为什么现在咱们可以集体不讲道德呢，因为咱们在过去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什么的，早就把道德的包袱放下了，早就抛开了良心啦、诚实啦，不是说现在才这样。

老侠：生活好像已经把人性从根上拔掉了。所以在生活中，不论做了多么无耻的事，在人性没有恢复之前，在新制度新规则没有逐步建立时，你就只能这么走，走向无耻，在无耻中活着反而自由自在的。咱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意识；咱们干了太多的无耻，受了太多的耻辱，却没有耻辱意识。人性的麻木、灵魂的麻木，最后连他妈的肉体也跟着麻木了，跟ji女上了床都找不到感觉了。

王朔：我发现这种东西也有减弱的迹象，起码就我接触过的我敢说这种东西在减弱。三陪小姐这项娱乐已经不如前些年那么好玩和刺激了，不再有人把这当大事了。

老侠：经济上的富足究竟能把制度和道德推向哪儿？古代的中国人讲衣食足而知礼仪，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但我在中国的史书中找不到多少真正知礼仪有恒心的人，特别是那些富有的。掌权的、学问大的。比如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我从小就被教导说，白居易是同情下层人们苦难的揭露统治者黑暗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他的《卖炭翁》啦、《上阳白发人》为证。但他的私生活却极为荒y、残忍。倒不是三妻四妾什么的，而是他养雏ji，十四五岁就买来，都是处女，玩到十八九岁，二十岁就感觉这些女人老了，他也玩腻了，就把这些老了的女人与他家要卖的马啦牲畜啦一起拉到市场上去卖，他的生活那么富裕，但他对女人那么残忍，完全不把人当人。不光白居易，这也是当时有钱人家的一种风气。据说与年龄小的处女性交对长寿有益。你说他关心下层人的苦难，我才不信。他这么对待少女、年轻的女人，20岁左右就老了，跟老马什么的一起卖掉，这叫关心人？人在他们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倒觉得，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财富、不是一套规范人的礼仪，而是怎么样对待人，怎样把人当人，怎样尊重人。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全球利益对中国人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知道自己是人，自己把自己当人待，同时也把别人当人待。西谚曰：你起而捍卫别人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就是捍卫你自己的权利。比如，在美国，容忍了警察或政府对一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就等于怂恿了权力对所有美国人的侵犯。

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让人先富起来，其他的改革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富了起来，人家才能知道什么什么，做到什么什么的。过去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相信的。就是说，以前一个混不吝的小流氓成了富有的个体户，他身穿名牌西服，脚蹬意大利皮鞋，小头弄得光光滑滑，他就不再会随口骂人随地吐痰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一旦富起来，他可以讲究些外在的礼貌，诸如不随地吐痰啦，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身份，不配他那套名牌的行头，但他却能用手中的钱去做更大的无耻。

王朔：你说的更无耻是指什么？

老侠：比如说去贿赂当官的，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事，至于交易中的欺骗就是小无耻了。

王朔：我就觉得没有谁更无耻了。咱们最大的无耻早就干过了，在这之前只是不同程度的收敛，不能说现在比过去无耻。经过文化大革命失败，咱把最无耻的事做过了。现在，仅仅是富裕就能带来某种收敛，可能他的内心不会因有了钱变得道德了，反而他可能在内心里变得更不道德，比如你讲的那些事。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有所收敛，他怕嫖ji被逮住被曝光，逮住了要么破财要么被关上半年一载的。所以他表面上还要摆出有钱人的外观，人五人六的。我觉得指望用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是很难的，只有个别优秀的人才能有道德上的自律，道德是不能制度化的。一个优秀的国企头头可能廉洁自律，但大多数头头们做不到，这就要拿制度化的强制来约束他们。我觉得制度化的强制约束不能带进私人道德，只能在社会的最低舆论共识中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什么是最低呢？比如说，这种道德不能要求人人都去舍己救人或帮助穷人，但这种道德知要求人人不去整人害人坑人，不去伤害别人。你可以不给穷人捐钱，但你不可以从穷人那里变着法弄钱。但是公共道德这事又挺危险的，稍微建立点儿公共道德又容易侵犯个人利益，咱们这儿又有那么个不尊重个人利益的传统，一旦呼吁建立公共道德，负面影响可能就会超过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