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总兵,从江西南赣拨兵及就地招募,共有三千人马,由刘进忠率领;祁阳总兵,从陕西调集总兵陈德率兵前往,也有三千兵马,两镇都在顺治十三年八月成营[210]。只有陈德本人&ldo;自陕西起行,路既遥远,又因丁艰阻滞,至十四年十二月内,始得抵汛管事。&rdo;[211]陈德到达后,驻扎祁城,知县董钦承奉檄借民房,屯扎兵士[212]。
东安副将,从岳州、河南等地调取一千二百名官兵,由李孟夏率领,于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成营[213]。东安城墙由洪承畴幕僚黄中通、张道澄等负责修建。
益阳介于常德、长沙之间,祁阳、东安与永州各成犄角之势,三处增设驻防,不仅使常德、长沙、宝庆之间原有的兵力可以相互呼应,而且,宝庆的防卫大大加强,好象的巧妙一着子,就走活了全盘棋。以后的事实证明,洪氏如此布置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清军还将长久持续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局面。
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还接受守备牛灿建议,将原来驻扎东南兴宁的三百官兵添一二作五,分设桂阳、宜章、临武三营,新增两桂营和宜郴营。两桂营游击驻桂阳,分防与江西交界的桂东、桂阳和兴宁三县;宜郴营参将驻宜章,分防与广东交界的郴州、宜章、临武三县。[214]两桂营和宜郴营的设立,在平定与两广、江西交界的汉、瑶抗清武装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步:为了加强广西方面的防御,洪承畴请求增兵一万五千名。其中的一万名分布梧州、浔州、郁林、横州等处,五千分布于桂林省会。新增官兵分别从广东、江南、江西南赣、山东、河南等地调集,基本上在顺治十四年年中安插完毕,以线国安、全节两镇驻扎桂林,马雄驻扎苍梧。[215]加强广西的防卫力量,其作用与加强湖北的薄弱环节一样,是为了截断孙可望军队在南面的支持。这三个步骤,在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纵观这一体系,北部以常德为重镇,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蕲黄农民军、山寨武装南征,又可南接驻守辰、沅等地的孙可望部将北战,故仅常德一地就设置四镇,经略左标李本深、后标胡茂祯、辰常总兵杨遇明、沅州总兵张鹏程及副将孙喜策等都聚集一地,还以郧阳巡抚、武昌城守、洞庭水师等为缓冲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宝庆为要地,以东安、祁阳、永州为依托,共同屏障长、衡;并将桂林、苍梧一线作为缓冲地带,防止以云贵为根据地的抗清武装从南翼突袭湖南,桂林离湖南最近,苍梧与广东交界,必要时即可出击柳州和浔州。显然,洪氏坐镇长沙是整个防御体系中心,而湖南则成为相持阶段中的主战场。为&ldo;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rdo;[216],力保与孙可望部将直接对峙的常、宝安全,待机打击南北两翼的&ldo;后路&rdo;、&ldo;旁路&rdo;之敌,就成为湖广前线清军的主要任务。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以后,不仅湖南境内的清军可以互相声援,在更大范围内,湖南与湖北、湖南与广西的遥相呼应也成为可能,湖广前线的防卫大大加强。
洪氏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ldo;以分守扼防为用兵要领&rdo;[217]的特点就凸现出来了。如果说,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政治、经济举措是&ldo;以守为战&rdo;策略的主要内容,那么,以&ldo;分防扼守&rdo;为特征,建立一个首尾呼应、南北共防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是&ldo;以战为守&rdo;的要点。事实上,两者都着眼于防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军事上,洪氏始终采取保守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ldo;分守扼防&rdo;,实际上就是四面设防,全面防御,这常被认为是兵家之忌。洪承畴之所以敢顶风而上,倚势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ldo;不招抚必不能平贼&rdo;、&ldo;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rdo;。在洪氏看来,相持阶段中,军事力量主要是为配合政治招抚而起作用,因而防御体系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并非以承担抵御强烈军事进攻任务为主,而是作为政治招抚的辅助和后盾,等待条件成熟,转变为进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ldo;请增设湖南、湖北、粤西各处水陆官兵,虽为目前堵剿之实,正为将来进取之远图。&rdo;[218]
所以,&ldo;以守为战&rdo;也好,&ldo;以战为守&rdo;也好,洪氏的着眼点在&ldo;守&rdo;而不在&ldo;战&rdo;,归根到底是为了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ldo;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rdo;,另一方面,&ldo;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rdo;,通过政治攻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才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ldo;以守为战&rdo;和&ldo;以战为守&rdo;的终极目标。招抚、离间、瓦解南明武装的种种伎俩,&ldo;五千里长边&rdo;的建设,无非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就是后人的理解也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没有理解,仅凭想象和猜测,信口开河,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解释,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注释:
[187]卫周祚:《洪承畴墓志》。现存洪承畴档案文件中,似乎没有发现文中所提到的这个奏疏。
[188]《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7页,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三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a17-76、a17-77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