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昌都战役中,我军指战员以军政皆优的形象,和藏族人民见好了第一面,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民解放军坚强的战斗力,来源于军队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从接受进军任务起,我们靠政治工作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明知西藏苦,偏向西藏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怀,在进行这次战役之前,我们又反复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号召千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奋勇作战,为西藏人民立第一功。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政治工作是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这也是我人民军队建军经验的精华之一。昌都战役的胜利,促成了西藏形势的巨变。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开始分化,其代表人物大札摄政被迫下台,由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经过我们多方的争取,地方政府终于派出以阿沛&iddot;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胜利签订,结束了西藏与祖国长期处于的不正常状态,西藏人民从此走上了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遵照中央和西南局的决定,十八军部队兵分两支:以军直属队和五十二师(缺一个团)组成前方部队,担负继续进军任务;以五十三和五十四师、加上一五六团、3个汽车团、两个工兵团,组成后方部队,执行修筑甘孜机场、康藏公路和物资运输等任务。我们前方部队由国华、冠三同志直接领导,李觉与我协助他们工作。开进前,我们要求各部队认真抓好进军的思想动员租物资准备,搞好行军的组织以及沿途的宣传、群众工作。特别强调进入新区后,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和爱护好武器装备、粮食等。希望指战员们以战备姿态,完成进军任务。
鉴于昌都战役的胜利,西藏地方政府中亲帝分子不甘心其失败,煽动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部分官员跑到边境小镇亚东,企图逃亡国外去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为此,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了几名工作人员,取遣香港、印度、到达亚东,劝达赖嗽嘛回到拉萨。
7月25日,其梅副政委率一支精干的先遣支队离开昌都。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急行45天,9月9日到达了拉萨,使张经武代表在拉萨的困境得以缓解。
我们军直部队在昌都作了短期休整,补充了些物资后,继续踏上西进的征程。为了减少途中的周折,我们的进军路线是经由丁青、沙丁、然后直插墨竹工卡,被人们称作&ldo;小北线&rdo;的路线。这条路上基本上都是光山秃岭,海拔高度都在4000米以上。从军事上讲,不会遭敌伏击,对我们直属机关来说,比较安全。然而这一条路上气候非常恶劣,尤其是有一段地区海拔很高,全系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行一天军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是我们进军中走过的最艰苦的路段。
我们军直部队成员情况比较复杂,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军里领导同志,也有警卫部队,有医院、文工团,还有中央派到西藏工作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真是军、政、文、武、财、贸、工、农、商、学、兵组成的大合成军。
为了使专家们安全到达拉萨,我们从部队有限的骡马牲口中,抽出一定数量的强壮牲口满足专家们乘骑和驮运物品需要。同时,我们还专门派战士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专家在行军中,与我们的部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那时候和我们一起进军的,就有李安宅、谢国安等著名的教授。在这段进军中,军党委非常操心的,一是长期缺粮,干部、战士吃不饱肚子,二就是部队非常劳累。部队越朝前走,运输线也随着拉长,粮食补给上不来,干部战士一天只能喝4两代食粉煮的稀糊糊,但却要背七八十斤重东西爬雪山蹚冰河走几十里地。最使人感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在开饭对,都自觉往后站,让同志们多吃一点。战士和非党同志,后来发现了。大家都你推我让,都不去组饭。时间一长,同志们的脸饿得尖尖的,那眼睛珠子倒是显得很大。大家还开玩笑说自己的眼睛都长胖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始终坚持严格执行政策。沿途山上野羊、獐子、野兔多的是,河沟里的鱼,伸手就可-以抓得到,但从没有一个人去捉。
行军中,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体力好些的帮助体力肠的,轻病号帮助重病号。有一件事,使我终生也忘不了。翻冷拉大雪山时,文工团有位乐队演奏员叫张国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而得了心脏病,脸肿得很大。大家就组织担架,轮换着抬他走。有一位舞蹈演员叫邓群阶,是舞蹈队的一个主要演员,他自己身体不好从不吭声,也参加抬担架,同志们发现他的脸色不对了,就不让他再抬,可他坚持着参加抬病号,结果张国藩被抬过了山,邓群阶同志却在山脚倒下了,他为了同志的安全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国华军长是带着高血压和心脏病率领部队进军西藏的。在高原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高血压和心脏病,都是随时可以致死的危险病症。我们的冠三政委也是身体不好,而且又是年过半百的人。两位首长照样和大家一起行军,照样地饿肚子。他们有马不骑,却要让给生病的战士们骑。记得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ldo;进军途中的一天,胜过后来的二十年!&rdo;是啊,进军中的动人情景,是令人永远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