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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章 名家（第1页）

名家（辩者、刑（形）名家），中国古代政治派别，诸子百家之一，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

名家之所以被称为“名家”，就是因为他们同样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最先围绕“刑名”问题，以研究刑法概念着称；以后逐渐从“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实”研究。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名家是协助能量气场大的人幕后人士，它能把有型能量转化为无形气场价值来加持名符，名家自身本无相同的政治思想或经济主张，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以“名”为研究对象，以“家”为承载某一行类的载体价值延续，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国学的学派，它由名符、名号、名分，名运、名势、名利组成，核心为名学。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随着成文礼法公布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讼者一类人，他们根据法律条文进行辩护，由于这些学者专门从事名词概念的探讨，因此称他们为“辩者”。学者需要在实际应用中运用理性逻辑的不造成歧义的非文字游戏的语言写出逻辑明确的法律条文及条约，讼者必须加以大量的历物辩题、现实模拟案例锻炼，因此又称他们为刑（形）名家。[3]

汉代学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他们称为“名家”。春秋后期郑国的邓析，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来的名辩思潮，发展到战国中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使旧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内容，而新出现的概念还需要社会的公认。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普遍，急需解决。适应这种社会需要，后来逐渐出现了一批以人的认识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他们致力于论辩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学派。

合同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认为事物的差别只是相对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而言，主张一切现实差异都只有相对的意义，提出人们在认识中应该否定差异的界限，直至承认一切对立都为无条件的同一，“毕异”的本是“毕同”的。

离坚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孙龙。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称的差异、独立和稳定，强调不同名实的不同质的规定性和发展的中断性。他们认为，万物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种属性也是互不相关的，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

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杨朱。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在认识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面性错误，经其墨子、杨朱的努力而有所纠正。杨朱哭于歧路的深刻原因和深刻含义在于杨朱对于理论出发点上的细微差别的重大意义和严重后果有异常的理论敏感性。公孙龙等人强调感觉的分离，认为石的坚和白是互相分离的，称之为离坚白。而后期墨家却认为石的坚性和白性是"相盈"的（互相包含的）。

两派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并且各持一端。合同异派夸大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动不居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同一；离坚白派则夸大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差异。合同异派合异为同；离坚白派离同为异。前者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后者则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秦统一六国以后，各辩思潮随之消匿。

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秦朝使中国统一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秦始皇禁止私学，只能以吏为师；到了汉代，又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政府的强势领导下，名辩之学难以发展，名家也随之衰落。名辩之学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纯粹的语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学皆对此方法有所批评，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挤之下，名家之学无立足之地。名家内在的发展而言，名辩之学本身相当艰涩难懂，也影响了其发展。

名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视语言逻辑的学派之一。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是人群间表达生活需求及传承生活智慧的形式载体。语法过于复杂的语言反而效率低，且不容易学，而华文的语法其实就是语序。历史上文化阶层的历史职责的完成，有的时候，需要创造新的可能性比遵守规则更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墨家在诸子百家论战中不拘泥于短句、成语等固有表达形式，而是吸取诸国方言理性逻辑经验拓宽名墨家的表达。名墨家的历史贡献是给华语创造了更多准确、复杂、有内涵、有逻辑、同时不失生动、灵活、韵律的表达。使华语逻辑复杂的限定关系得以清晰展开、让句子的逻辑能够完整。

名家之地位在秦朝以后退出政治舞台，名家的后世传人的影响均不及儒、墨、道、释、易、兵、法家等诸家影响面广，名家在不同程度的被融入到诸家文化的精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