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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五章 人事微调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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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丽问：“你说我们送多少？”

李曼丽想了想，说：“送三十万吧。多了，也难得还啊，送十万、二十万的，太少了，拿不出手。”

李曼丽说：“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弄三十万现金呐？我们装修房子，买家具，积蓄基本上都用完了，我算了算，我能够拿出来的，就是五六万块而已。你这个副秘书长，除了吃点喝点，又没有什么实权，没有人给你送礼，我们那点积蓄怎么拿得出手呢！”

杨易迅说：“我们借吗，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马建设，让他给我们准备三十万现金，他是大老板，手里随时都有钱的。”

李曼丽知道，马建设是杨易迅的表哥，是老板，平常里杨易迅没少为他办事，这个紧要关头，向他借三十万，肯定不成问题。

杨易迅于是在床上就打通了马建设的电话。

马建设一看是杨易迅的，虽然此时正在酒店里，搂着自己的一个女秘书睡觉，他这样的大老板，现在谁手下不是一堆漂亮的女秘书环绕着，想睡谁就睡谁。反正他们手中有的是钱，你让睡了，就给你好处。不让睡，或者服务得不够好，找个借口，就把你打发走了。反正大街上找不到工作的年轻女人多得是。随便打个招聘广告。能骗来一大堆。说是总经理的女秘书。其实稍有姿色的。都被他玩弄过了。现在这些老板的日子，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手中有花不完的钱，身边的女人也玩不完。他们有钱，和他们来往的都是这个社会的大人物。有钱就可以结识有权的人，钱权勾结，赢家通吃。女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也是没办法，职场上的老板。不少是公开的流氓，他们对你***，你还不能反抗，只能是半推半就，或者是主动投怀送抱。他们可以公开地耍流氓，又不用受到处罚，因为已经把流氓罪废除了吗！你说他们如今活得潇洒不潇洒。

女秘书正在马建设身上忙活着伺候他，这个时候电话响了，马建设不耐烦地看了看来电显示，一看是杨易迅的。连忙摆了摆手，让女秘书从自己身子上下来。才坐起来接了电话，问：“原来是易迅啊，有什么事情？”

杨易迅说：“表哥，有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你那里有没有三十万现金，我急用。”

马建设立即痛快地说：“不就是三十万吗，你什么时候用？”

看望不多的数位老干部，用了几乎一上午的时间。晚上的贝湖新闻里一播放，经过记者们的剪辑，还真是那么回事。老干部们个个笑容满面，握着陆政东的手，相谈甚欢。

向光明提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一句也没有播出。谁都明白，那些问题可以私下里议论，但是，不能作为新闻堂而皇之地播出的。那些都是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现在的新闻节目，说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说实话，但是，说实话是有风险的。那些编辑、记者们，也要吃饭，他们知道这样的阴暗面如果播出，万一弄得哪个领导不高兴了，他们的饭碗就砸了。所以新闻节目，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国内喜事多多，好事连连。外国的霉事多多，问题多多。比较起来，我们是风景这边独好，外国是水深火热。报喜不报忧，是一贯的作风。好在现在有互联网了，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所以有的人说怪话，说现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新闻联播中的，在哪里，所有的国人都是幸福的。一个是在网络上，在那里，会发现另一个不同于新闻的世界，在陆政东看来，这两者之间都有所偏颇，想要全面真实，应该是对两者都能够有准确的掌握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对于向光明和周恒来讲，向光明虽然爱放炮，看似影响到了现在当权的领导班子的工作，实际上影响有限，而口口声声说不影响现在班子的正常工作的周恒，实际上干涉得最深。

因为干部人事就是最重要，最深刻的工作，周恒在这上面有想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当然在副省级干部提拔任用的问题，这方面陆政东心里有些谱，只是这方面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最终的权力都在中组部。他们说谁上谁才能上，这不是陆政东主要考虑的，陆政东现在考虑的是，在省级领导干部调整的同时，必然要对全省的厅级干部进行一次小的变动。

比如谁当厅长，谁当市委书记、市长，这项工作需要现在就开始做了，要不然中*央关于副省级的名单下来后，就有些措手不及。有的干部要提拔成副省级，他们留下的空缺，要有人去填补。有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太长了，需要调整一下岗位。

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和祁玉民和组织部长兰超华讨论一下。本来这样重大的事情，要开省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但是，上会研究，总得有个方案吧，不能十几个人，个个都当家。做省委*书记的，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用人权。说白了，就是提名权。在一个省里，只有省委*书记才能提名谁当市委书记，谁当厅长、市长。其他的省委常委，只能有建议权。至于他们的建议省委*书记听不听，那要看省委*书记斟酌的结果了。

省委*书记是班长，最关键的，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省长，也不能对省委*书记提出挑战。

陆政东明白，只要抓住了用人这个牛鼻子。自己就是名符其实的一把手。

秘书马上拿起电话。拨通祁玉民和兰超华秘书的电话。

祁玉民的秘书有点兴致不高。能够给大领导做秘书的，绝对都是聪明人，他得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跟着陆政东，有没有更大的发展，是他们抉择的最重要考量。如果前途明朗，他们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像这一次，如果祁玉民当上了省长。那比当副书记的秘书，不知道风光多少倍。前途那是大大的有。两三年就上去了，最少是副厅级。

如果情况不太明朗，看不出是福还是祸，他们就宁愿选择按兵不动，坐以待变。

不一会儿，祁玉民就和兰超华一前一后，赶到了陆政东的办公室。

其实祁玉民刚才还在外面，在团省委视察工作。虽然省委常委还没有进行新的分工，但詹继东调走。这一摊的工作他得暂时兼着，接到陆政东要召见的电话。他连忙中断了视察，从团省委的办公地点赶了回来。

祁玉民肩宽背厚，头显得比一般人要大一些，一看就是一脸福相。

比起一般人，他也确实算是够幸运的，他出生的西南一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家庭，父亲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的时候，参加过大决战战役，当过副团长。全国解放的时候，他留在了地方上工作，解放后当了县委书记。他母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在县里，这是令人羡慕的干部家庭。

文革爆发之前，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了。文革中祁玉民的父亲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祁玉民中学毕业后，就到一个军垦农场，做了知青。那个农场的厂长和祁玉民的父亲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所以，祁玉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有贵人关照。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祁玉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直接分配进了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部委工作，在部办公厅、人事司干了五六年，从一个小科员，提拔为了部机关的副处长。

那个时候，祁玉民的父亲，已经是某省的民政厅厅长了。恰好他的一个老战友，也是早年从部队转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到了祁玉民那个部，当了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需要选一个秘书，于是就选了自己老战友的儿子，祁玉民于是当了副部长的秘书。此后在副部长的关照下，他一路升迁，做了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人事司司长，最后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成了副部长，做了几年，又成了常务副部长。

常务副部长那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了，每年手中掌握的资金审批权，就有几十个亿。巴结他的地方领导，什么省长、副省长的，多得不得了。每天请他吃饭的人，都要排成了长队，不提前向他的秘书预约，根本轮不到。还有那些在京城里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们，也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他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认识的高级官员、大老板越来越多，为自己的升迁做了很好的铺垫。

他当年的领导，是可以说得上话的人物，为祁玉民的提拔、重用，没少费心思。这一次，祁玉民被下派到贝湖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属于是重用。他这样的官员，一个最便捷的升迁路径就是，在中央部委机关混到副部级，然后下派到省里，历练一下，捞取些政治资本，积累一些地方上工作的经验，三五年之后，就升迁了。或者是回到北京，成为部长什么的；或者留在地方，就地升迁，当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就像陆政东一样。最差了，混到退休，还能解决个正省级的级别，弄个省政协主席当当。

所以在体制内，有能力是一方面，最关键是要有运气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要不然按部就班，即使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你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小人物，又没有大人物发现你，欣赏你，为你的发展铺路，你按照惯常的升迁路径，一辈子能混到司局级，已经是到顶了。许多运气差的，混到五十多岁，还是个处级干部。在京城的中*央国家机关，处级干部。就是大办事员一个。遍地都是。谁也不会待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