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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彷徨无助。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q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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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是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离得非常远，每个人习惯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护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离，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会来看她，但是到荷卡兰街路途遥远，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形象太过阴郁，把她的朋友都吓跑了。

她常常和女儿走很长一段路到图书馆，抱回许多书。莫娜睡觉之后的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也没有打电话的对象，当电话线路因为没有付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仿佛她稍微一放手，她心中的那道堤防就会崩溃，疯狂的情绪便趁虚而人。

她时常想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她才没有了结自己的这一生。

她非常担心孩子，每每想到女儿的未来，她就会流下无助的眼泪。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个温暖、安全、人性化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在那里，追逐权力、金钱及社会地位的鼠辈不会将每个人都变成敌人。在那里，&ldo;买&rdo;和&ldo;拥有&rdo;不代表快乐和满足。她希望给孩子一个发展人格的机会，而不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下被塑造。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乐，和别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期待这些攸关女儿生存的社会基本要求，她认为并不算过分，但是她也清楚知道，只要她们继续住在瑞典，这些希望永远无法实现。然而她不知道如何能弄到钱去移民。她的绝望和沮丧最后变成认命和漠然。

从奥斯陆回来之后，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努力改变现状。为了要让自己更加自由，也避免莫娜变得太孤立，她尝试‐‐第十次‐‐让女儿到公寓附近的幼儿中心上课。让而被切断时，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家里的囚犯，逐渐，这种监禁变成一种保护。对她而言，除了她那栋阴沉的房子之外，其他的世界似乎变得更虚幻和遥远了。

有些夜晚，她读书读烦了，但精神又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就她惊讶的是竞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开始上课。

莫妮塔开始看招聘广告，询问工作的情况。同时她不断思考一个主要的问题：她怎么去弄点儿钱?她知道若要彻底改变现况，她需要很多钱，她得赚足出国所需的费用。她越来越不甘心，并且开始憎恨社会，它不断夸耀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景象，实际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机会，却是在运转的机器中重复单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