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一群庄稼人,队长&ldo;半拉子&rdo;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ldo;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rdo;。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ldo;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rdo;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ldo;幼稚&rdo;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ldo;生干&rdo;即硬干‐‐笔者)。
县委本身对于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热烈的传达到支部去讨论研究,就是县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这类&ldo;幼稚同志&rdo;,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类就不同了,似乎也不&ldo;幼稚&rdo;。无论&ldo;北方会议&rdo;精神,还是&ldo;1&iddot;26&rdo;指示信,好像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开的南满第一次党代会上,有人认为贫农是小资产阶级,人民政权中贫农太多是个问题。这种人喜欢引经据典,而且通常都能从马列著作中找到几句依据,经常把一些工农分子&ldo;理论&rdo;得找不着北,又不能不让人佩服,觉得人家有&ldo;学问&rdo;。当然也有受窘的时候。比如讲到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有人问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阶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说鬼子的枪炮谁造的?鬼子里工人、穷人也不少,怎么不去杀日本军阀、资本家,倒大老远跑中国来杀人放火?回答是上当受骗了,还没觉悟。但是咱们要明白,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他们早晚会起来战斗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骗一人一时,还能千千万万的骗这么多年?这日本军阀和资本家也太厉害了,你再讲俺们也糊涂了,不讲倒多少还明白点儿。
这种人往往把&ldo;理论&rdo;和无条件的不妥协,视为革命者的唯一标志,不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玷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他们中不乏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只是还需要更多的苦难和磨砺。
还有一种干部,更多的是凭经验、直觉,凭对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则行事。对于上级指示,对的执行,错的不理睬。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他们就干。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爷的那种&ldo;山里风味&rdo;。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也是&ldo;幼稚同志&rdo;,时不时地会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乃至受到处分。但他们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声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地下工作的&ldo;地下&rdo;原则。
支部横的关系,一人知道十几个支部,支部几十个人天天开会等等,都是地下党所不允许的。到日本统治区域做工的同志,应当教育他最起码的秘密工作常识,带手枪,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长及工头,开口闭口共产党,这种行为对于党是极有害的,客观上等于公开告密。
县委丝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游击区的一个小孩都知道谁是县委和住处在哪里。
比之1军士兵编号,以数字代姓名,这种&ldo;等于公开告密&rdo;的地方党,实在难以理喻。可东北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就是这样子。结果,敌人来了,根据地被破坏,即便党组织未被破坏,也没法活动了。
&ldo;你们是不是中国人?&rdo;
从红军到人民革命军到抗联,共产党的队伍与山林队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队伍走到哪里都唱,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抗联来了。
战场上也唱。
南满最先领教这歌声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