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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第1页）

清朝的官员中虽然有人喊叫不惜对俄一战，但是主要的当权者完全接受了英国方面的斡旋，采取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的一系列措施。清廷派出了原任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出使俄国，并开释了对崇厚的惩处。左宗棠的军队进入新疆作战时，他自己一直驻在肃州（酒泉），光绪六年（1880年）他把肃州的大营移进到哈密，这虽然是表示对俄国的强硬态度，但不久清朝政府就把左宗棠从新疆召到北京，名义上说是因为&ot;时事孔艰，俄人意在启衅&ot;而要他&ot;来京陛见以备朝廷顾问&ot;1，但这明显的是不准备在西北边疆上战争的一种姿态。

曾纪泽在俄京圣彼得堡同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终于在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订立新的条约（这叫做《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即中俄伊犁新约）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按照新的条约2，崇厚原约所割让的特克斯河一带地方要还给中国，原约所给予俄国的那样广泛的贸易权利也做了某些限制，而作为俄国的这种&ot;让步&ot;的交换条件，中国对俄的&ot;偿款&ot;提高到了九百万卢布。曾纪泽之所以能够做到改订条约，主要是英国起了作用。俄国这次&ot;让步&ot;，实际上具有同英国妥协的性质。但这所谓&ot;让步&ot;，不过是把它本来想贪婪地一口吞下去的东西让出了一小部分罢了。新的条约当然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损失，而只是使它取得的赃物盖上了合法的印记。后来，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清朝政府又签订了几个勘界议定书。经过伊犁条约和这些勘界议定书，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除了由于塔城议定书而吞并了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以外，又多攫取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但是在这方面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还没有停止。光绪十八到二十年（1892-1894年）间，清朝连年派官员同俄国人分段具体勘测边界。利用清朝官员的昏庸胡涂，俄国人又越过已有的条约的规定而多占了不少地方。主要在帕米尔地区，中国又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皇俄国侵占了。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在发生了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后，法国人借端讹诈，清朝政府被迫派出专使到法国去&ot;赔礼道歉&ot;。（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到西方国家。派出的大臣是崇厚，他在1871年初到法国时，法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动荡中。为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接待他，他被搁在一个小城市中等了半年。他的主要随员是法国驻华使馆所推荐的两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英国军官（他们都做过中国海关的官员）。这些宝贝随员足够使他对于法国当时的局势毫无了解。他向朝廷的报告中把在他到法国后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说做是&ot;法国都城散勇内乱，巴里（巴黎）不守&ot;1。他的随员把他带到英国、美国逛了一阵。等到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而站稳了的时候，他才被带回到法国。这时，以血腥地屠杀巴黎工人而著名的梯也尔刚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不久，他傲慢地接见了中国皇帝派来&ot;道歉&ot;的使节。

但崇厚还不是常驻国外的使节。他在完成了&ldo;道歉&rdo;的使命后就回国了。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清朝政府开始在西方各国设立若干常驻的使馆，其中的第一个设在伦敦，公使是郭嵩焘，他又是作为一个&ot;道歉&ot;的使者而派出去的。英国人利用马加理案迫使清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节，由此就有了驻英使馆。

外国公使能够进入北京，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的结果。而清朝政府最初到外国的外交代表是在无理的压力下被迫地派出去的。这样的互换使节，显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正常情况，而是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的一种反映。

在崇厚出使的前两年，清朝政府还在外国人的摆布下搞了一场派遣&ldo;外交代表&rdo;出国的滑稽剧。其所以是滑稽剧，因为这个代表团是以几个外国官员为主而组成的。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在同治六年（1867年）准备卸任回国。由于蒲安臣自己的建议，并由于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从旁怂恿，总理衙门决定聘任蒲安臣为&ot;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ot;前往西方各国。因为生怕英、法见怪，又找了一个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个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有几个中国官员随同而去。总理衙门当时申述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理由是：&ot;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ot;1。但是想依靠这些外国人来了解外国之情伪，解决外交上的问题，只能说是异想天开！对于清朝政府的这个任命，蒲安臣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ot;为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的利益，我决定接受&ot;2。

这个由一个美国人为首&ldo;代表中国&rdo;的奇怪的使团于同治七年（1868年）出发，首先到了美国。蒲安臣在那里以中国的代表身分向公众发表演说，大放厥辞，说中国&ot;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ot;3他的演说是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梦想来描画中国的前途，而他竟自称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已经走上了&ot;进步&ot;的途径。蒲安臣在美国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一个所谓《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按照清朝政府聘任蒲安臣时对他的职权的规定，他是无权自行签订条约的。起草这个条约的西华德说：&ot;该约包含了目前美国政府所认为最重要的事项。&ot;1这个条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ot;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ot;的规定2，这种形式上好象是平等互惠的规定完全是伪善的语言。它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而只是使中国穷苦人民被用诱骗和贩卖的方法输送到美国去充当&ot;苦力&ot;的事实合法化。美国在开发和建设沿太平洋的西部地区时大量地利用中国的劳动力。1860年中国人在美国约有三万五千人，到1870年增加到六万二千多人。他们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筑路、开矿、垦荒等苦工。六十年代在修建西部铁路的工程中死亡的中国工人的数目之多，使人可以说，从加利福尼亚州往东一千几百公里的大铁路几乎是用中国工人的骨头铺成的。在六十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州等西部各州的资本家仍继续需要吸收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供他们剥削，所以在西华德的条约中才有这样的规定。这种规定并不妨碍美国资本家在不久后感到中国工人为数过多时又煽动起种族主义的排华运动。许多在严酷的劳动中幸存下来的华侨，在七十年代以后美国西部各州的排华运动中遭到了虐杀。这些事实，由于已超过这里所谈的主题，就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