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卿中最年轻的林旭(1875-1898),福建侯官县人,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考中过举人,并入赀得内阁中书的官职。他当过坚决反对维新的守旧大臣荣禄的幕僚。但他对康有为很折服,拜康有为为老师,康有为也想利用他同荣禄拉关系。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在京城倡办闽学会,又为成立保国会奔走甚力。入军机后,他所拟文稿比较激进,与谭嗣同同为顽固守旧的官僚所深恶痛绝。
还有杨锐(1857-1898)和刘光第(1859-1898)二人则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密切关系的人,张之洞让湖南巡抚陈宝箴把他们推荐给光绪皇帝。这时张之洞是当权的洋务派领袖人物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康、梁因主张变法维新而声名渐起的时候,张之洞曾拉拢康、梁,想使他们为己所用。前面已经说过,他还插手康、梁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已越出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设法破坏维新派的舆论机关。在上海《时务报》馆中掌管财政、人事权力的汪康年在光绪二十三年底挤走了梁启超,改出《昌言报》。汪康年的后台就是张之洞。《昌言报》在汪康年主持下不再刊载维新派的言论。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容许湖南巡抚陈宝箴实行大体上还是洋务派所容许的新政,但他认为《湘报》的言论越来越难以容忍了。他通知陈宝箴:&ot;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ot;1,《湘报》被迫停止发表议论文章。光绪皇帝在下诏定国是以前,曾经诏令张之洞入京襄助,这是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虽然由于官僚集团内部倾轧和其他原因,张之洞没有到北京,仍旧留任湖广总督,但他在百日维新中是插了手的。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可以说就是他的代表。四川绵竹县人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他在考中举人后任内阁中书。张之洞资助他长驻北京进行活动,通过他随时了解京城的政治情况。甲午战争后,他从忧国救亡的立场出发,先后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保国会,但其实并不是个维新派。他入军机处与林旭在一起工作时,往往认为林草拟的文稿过激,强令易稿三四次,而他自己从未上过一折。四川富顺人刘光第在入军机前任刑部主事,虽然也曾参加保国会,但他标榜自己&ot;无新旧畛域&ot;,采取调和态度,使&ot;维新守旧,咸得其宜。&ot;1
由此可见,光绪皇帝所起用的军机四卿,虽然可以说是为辅佐皇帝主持新政而组成的一个工作班子,但这其实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其中,站在维新派立场上的是谭嗣同、林旭二人,而张之洞的人也有两个。
所以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好像是上台了,但这种上台其实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远不能说,维新派已经真正参与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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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第一册,页250。
2《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7。
1《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84、85。
2同上书,第一册,页251。
3《康南海自编年谱》。同上书,第四册,页157。
4麦仲华编印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宣统三年刊本)的《凡例》。
1《谭嗣同全集》,页51。
1《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609。
1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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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做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读历史的人往往认为光绪皇帝是一个维新派的皇帝,也就是说,这个皇帝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企图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路线,只是遭到了惨败。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实行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区别,前面已多次说到。前者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的政治路线,后者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组织上,他主要也是倚重洋务派,而不是依靠维新派。他在百日维新一开始时就想把张之洞召入京城,他的军机四卿中就有两个张之洞的人,那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而倒是可能成为一个洋务派的皇帝。光绪皇帝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对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依附关系,不能独立地打开局面,他们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