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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1页）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ldo;于是，诸藩之毒尽发&rdo;。藩，相当于後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反前，清廷曾议&ldo;撤藩&rdo;，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ldo;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rdo;。果不其然，一句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战，&ldo;养兵千日，用于一朝&rdo;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毛泽东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ldo;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rdo;之言犹在耳，关心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ldo;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rdo;。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

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ldo;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rdo;平心论之，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以此酝酿激化乃至终亡其国，孰谓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