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幼时见到父亲,见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后来才明白,&ldo;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rdo;,并且&ldo;一说话就点头&rdo;,&ldo;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4好,好,好&rso;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rdo;。天津《大公报》有文章称他的性格&ldo;木楼座钟&rdo;。有遗老告诉溥仪说,他&ldo;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rdo;。
载沣爱藏书,自号&ldo;书癖&rdo;,家中悬挂着他手书的对联:&ldo;有书自富贵,无事小神仙&rdo;。他最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曾写在团扇上: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
载沣并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他曾出使欧洲,亲眼看到了西方文明带来的繁荣和秩序。他是最早穿西装的亲贵之一,对电话、汽车这些新鲜玩意儿都不拒绝。他也爱看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等人的戏都是他喜欢的。黄兴北上时,已在权力舞台上谢幕的王公亲贵在那桐家的花园招待孙、黄,曾拿出留声机助兴,唱片中就是谭鑫培的曲子。溥仪看过他父亲用满文写的日记:没有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外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ldo;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rdo;依例留分发&ldo;,此外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曰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
载沣的天文学爱好让我想起日本天皇裕仁的生物学爱好。他们都不幸而生在皇族,不能按自己的才智和爱好来选择人生道路,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载沣日记里不时出现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记载,都是他自己观测的。他家里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那些天象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王朝的解体。很多年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ldo;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rdo;
帝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国雨水特别多,不光长江、淮河流域年年大雨成灾,北方从山东、直隶到东北也都因雨成患。虽然不能说绵延267年的大清帝国是被这些雨下垮的,但是连年的豪雨和水灾,千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确实成了革命的一个背景。
1910年,湖北省连续第七年遭到洪水侵袭,灾情遍及28个州县。湖南的水灾也已持续7年,人夏后连日狂风暴雨,加以••朔风冻雪&rdo;,造成较罕见的&ldo;奇灾&rdo;,米珠薪桂,到处都是饥民。浙江、江苏尤其苏北、安徽尤其皖北也是暴雨成灾,全国各地,山东、河南、云南、江西、直隶、新疆、山西、陕西、广西、甘肃等省,以及东三省都出现灾情。
这年4月13日,长沙发生惊动全国的抢米风潮,连巡抚衙门都被纵火焚烧,直接原因就是水灾导致米价大涨,穷人买不起米。最后巡抚岑春蓂以&ldo;办事失当&rdo;被革职查办,其他文武官吏也都被惩办。此次风潮虽依靠军警开枪,死伤数十人平息下去了,但危机并没有过去,新任湖南巡抚上折子说,&ldo;湘省民情强悍,遍地伏莽,一旦民食不继,势必铤而走险,扰害闾阎&rdo;,令他岌岌不可终日。江苏、浙江等地情况也不乐观。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也纷纷上奏告急,几乎都担心长沙抢米的一幕重演。日本东亚同文会19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ldo;湖北省出现数万饥民,官府穷于应付;而江苏北部、安徽、湖南、山西、陕西诸省,亦复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到处流浪。……这些饥民因得不到应有的救济与安排,终至酿成民变,惹起长沙的大暴动&rdo;。进入1911年夏天,豪雨继续袭击长江中下游,六七月间湖北连遭大雨,武汉三镇水势浩大,登高望去。四面八方都成了汪洋,茫茫无际,此时离武昌起义不过一个多月。湖南长沙、常德、岳州这些产粮区也都被淹,江西、安徽、江苏各地洪水泛滥。长江、淮河流域大雨成灾,成千上万的良田尽没水底。仅江苏、安徽的20多个州县就有灾民300万人。饿死的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还有四五十万人。饥民饿得难以忍受,吃人肉的惨剧都发生了。南荩城内,就是地势高处也&ldo;水深没胫&rdo;,低洼的地方积水&ldo;过腹及胸&rdo;。缪荃孙在这年终了,还想起这次大水,&ldo;金陵城内可行船入市&rdo;。
雨,到处都是雨,浙江杭、嘉、湖、绍这些世人羡慕的&ldo;鱼米之乡&rdo;都成了灾区,往南,福建、广东因雨成灾,往北,山东、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也都有水灾,东三省还有鼠疫,五六万人死亡。到10月下旬,革命已经发生。山东巡抚孙宝琦给内阁的电报说:&ldo;本年各省到处水灾。饥民遍野。&rdo;反对革命的辜鸿铭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写信,两次提及长江下游的几百万饥民。他认为武昌起义发生后,人们尤其是外国人很惊讶,革命军举动文明,他警告外国人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因为起义的新军为张之洞所创。大半受过德国操的训练,一旦风潮扩大,饥民卷人,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秩序和文明。辜鸿铭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还是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睹革命过程的鲁迅如此解释&ldo;文明&rdo;的原因:&ldo;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rdo;(《坟•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