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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第1页）

乾隆时期除了皇室贵宵、官僚奢侈腐化惊人外，地主、富商的奢靡程度也不示弱。例如，“京师米贾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怀柔郝氏，青腆万顷，喜施济贫乏，人呼为郝善人。高宗驻哗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王公近侍及舆台奴隶皆供食撰，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又有尉迟氏者，居陕西，为唐尉迟敬德之后，积资无算。铸银如砖式，以四健儿异之，不能动也，散置墙阴下不加检点。所居俨然城郭，有四门，不时启闭，藉防盗寇。仰给于其家者数万，皆自称奴隶”。乾隆时期，居住在扬州的大盐商们“竟尚奢靡，无论婚嫁丧葬之事，凡宫室、饮食、衣服、舆马之所费，辄数十万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十数席，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置席于前，茶面荤素等，凡不食者辄对之摇首，侍者审色，则更易他类。有好马者，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人，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有好兰者，自门以至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座客往往为之惊避。……其先以安麓村为最盛，后起之家则更奇矣。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使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镇江金山寺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缘草树间，不可复收。又有以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倾于水中，水道为之塞者。……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计”。并且这种浮华风气已经影响到民间，凡有“大小生日，动辄延宾，三朝弥月，竟相趋贺，难以枚举。至京师为万国衣冠之会，在绪绅，自应章身有度，乃至优人隶卒，膺肆豪华，胃吏工商，妄夸绣锦。园馆茶楼，一日动耗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珠翠盈头，奴脾续罗遍体，缎履朝靴，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隶愚贱之身。此其种种奢侈，出常经”。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押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从以上的事例，不难看出乾隆朝仕宦、绪绅已奢靡成风，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腐朽生活，大量消耗着社会财富。而且这种风气已刮到了富商、地主老财阶层，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市井百姓。这种风气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社会财富进一步丰富，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因此为仕宦们的奢靡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为人们就业提供了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奢靡成风”的社会现象，是腐朽性与进步性的统一，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

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在他们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沉酒于“幸喜南风”，“押优蓄童”的习气。尤其是许多官宦、士人均“自以此为荣”，并常常把此公之于众，见著于诗文之中;甚至将此作为其显赫身份、地位的标志，且往往不能自拔。

首先应该指出，身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就可能有这种癖好。因为他平日用人，特别是对身边的近臣，要求特严，十分挑剔;他不但要求官员才华横溢，机警敏捷，聪慧灵活，办事干练，而且还要年轻有为，相貌俊秀，惹人喜欢。例如，当朝的和坤、王杰、董浩、梁国治、于敏中以及福长安等人，个个都是“美男子”，故都得到了他的青睐和重用。相反，乾隆朝有一些名臣虽很有才华和学问，但因其长相不合他的心意，则往往得不到他的重用。例如，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曾在翰林院任职，并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但因其人身广体肥，长相不美，虽其人才华横溢，学富五车，诗文俱佳，满腹经纶，本应加倍重用。可乾隆帝却将其“目为腐儒，不予重用”。正如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所说:“于时大臣督用，颇以貌取，文达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帝）所喜。一时若翁草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瞧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摧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

和坤年轻貌美，乾隆帝一见便十分喜欢;再加上他聪明、能干，兼会多种语言（满、汉、蒙、藏等）;正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所言:“容貌端重，长于语言，谈吐隽快”，因此倍受青睐，很快就被委以高官，倍加重用。乾隆帝与和坤颇有“断袖”、“分桃”之谊。因此乾隆帝经常把和坤安排在自己身边，几乎须臾不可离开，允许他可以随便进出大内，以备随时召见。和坤服侍乾隆帝体贴人微，十分周到，以至乾隆“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坤以溺器进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皇帝尚且如此，群臣则更无顾忌，一时崇尚“南风”遂成风气。官宦、士人阶层往往以此为风流沉酒于此而不能自拔。当时，“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惰酒无歌童，便为不欢”。以致形成了在京师文化娱乐界中，只“有歌童而无名妓”的局面。这正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所言:“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押。”并且，仕宦、绅士们在欢聚行乐时，常常离不开男优、妾童陪伴，甚至有人把此作为一种显示自己身份、地位的标志，充满了自豪感。据说和坤与当时著名的秦腔花旦魏长生（又名魏三，四川人），就有“断袖之宠”，“分桃之谊”;魏长生经常“车骑若列卿出人和坤府第”。其次，乾隆时期著名的封疆大吏毕玩与著名优伶李秀章（又名李桂官）相押，而且两人是“患难相交”，始终不虞，故当毕玩发迹后，人称李秀章为“碧岑夫人”或“状元夫人”。不但毕沉一人有此之好，就是他的部下幕僚们也“大半有断袖之癖。人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其次，风流才子、著名学者袁枚也对伶童情有独钟，并以此自命风流（以致有“风流令尹”之称）。他一向认为“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因此，在其著述、诗词中从不隐讳他的□观，并进行了坦言、公开的记载。他一生中曾有许多优伶、歌郎、妾童陪伴身边。其中有名的如，许云亭、张彬、李郎、颜郎、吴文安、陆才官、袁郎、桂官、华官、曹玉田、金凤等十几人。而且有的人与他感情特深，像吴文安、陆才官二人是当时著名的歌郎，“时人目为双璧”。他们在京城与袁来往密切，二人甚至表示宁愿一辈子陪伴袁枚、侍侯袁枚。例如，“每遇考试吴为吮笔磨墨，摒当周至。及先生成进士，人词林，吴为欣喜者累日。嗣后先生以知县出都，吴送之紫竹林而别。河梁携手，不足依依，所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也”。袁枚晚年仍与歌郎、妾童往来密切，自称“不肯离花过一霄”。例如，他与桂官的关系就可反映一斑，袁枚在一首几乎全部是用同性恋故事中的典故、词语写的名为《同佳郎寻春仪征，泊舟燕子矶有怀四首》的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小字桂枝仙，钱王剧可怜。肯歌周史曲，同泛鄂君船;挽手胜扶杖，吹萧屡拍肩，妙莲花不染，恰是并头眠”。再有，做过县令的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郑板桥，亦性喜南风，“素有余桃癖，。例如，据说某一日，郑板桥在县衙听事，“见阶下一小皂隶执板遥立，戴红牙帽，面白衣黑，颇觉动人，遂见妥篓。有友戏问曰:‘侮人者恒受侮于人，使其反噬之，谋倒戈而相向焉，何用御之?’郑曰:‘斯受之耳，亦未必其血流漂柞也’。”他还说过:“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在“喜南风”、“同性恋”这一点上，他与袁枚的嗜好是共同的。蒋敦复在《椭园轶事》说:他们在“余桃断袖中，自无不可引为知己”;“板桥尝欲改律文答臀为答背，闻者皆笑之。先生（袁枚—笔者注）语人曰:‘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全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这些事例反映出乾隆时期官宦、士人阶层押优蓄童已非常普遍，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而且一般人们也都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认为“押优蓄童”如同自己的妻妾一样，无须大惊小怪。例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就认为歌郎、优伶的作用不亚于女性的“贤内助”，他曾作诗曰:“从此鸡鸣内助功，不属中闺属外舍”。纪晓岚也对这种现象不以为然，认为此乃“发乎□之自然”。因此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人（甚至还有鬼狐加人）同性恋的故事。此外，与《阅微草堂笔记》一样，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笔记（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也都不同程度有同性恋情节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