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我们的人诉说了自己的不得志,对自己的叛变行为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像他这样自觉怀才不遇的人,任何政府部门里都可以找到。库龙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在西德情报局里温到这个地步完全凭个人的勤奋。所有的同事对他的出色业绩都很钦佩。然而没有大学学历意味着失去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靠这份48000马克(当时约合25000美元)的年薪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决谈不上奢华。他深知,现在挣的这份工资已经到头了,以后不可能再涨。
&ldo;这件事折磨了我很久,&rdo;他说。&ldo;谁都知道我工作出色。可我在事业上却不会有任何新的发展。&rdo;稍顿,又不无怨文地轻声说:&ldo;西德自称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等机会。我不这么认为。甭管我工作多玩命,到头来仍是个卖苦力的。而有的人本事虽不大,靠老子的钱读完大学后一来到情报局马上前途似锦,不管干好还是干坏。我实在受够了。&rdo;
库龙最关心的是他的4个儿子将来是否上得起大学,因为他出不起政府奖学金外的那部分学费。德国统一后,他的叛变随之曝光。西德新闻界把他描绘成一个有着魔鬼般冷酷和贪婪的间谍。我对他叛变的动机持不同看法。我认为,他决定为我们当间谍的举动说明他深谙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真谛,并且肆无忌惮地去追求金钱,不惜把其他一切置于脑后。看到周围那些春风得意的达官贵人凭借金钱升官发财,他选择了在他熟悉的推一市场上出卖他的知识。
有些叛徒会有一种一仆二主的幻觉,觉得从敌国领取报酬的同时仍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至少他们自己内心是这样想。然而库龙与我们见面时,已完全丧失了自己是西德情报局一员的感觉。日后法院传他在审判我的案中作证时,他告诉法官,他对酉德情报局除了恨以外,再没有任何留恋。像他这样死心塌地投靠敌国并同意留在原单位的鼹鼠是每个谍报首脑梦寐以求的事。这种事不常发生。然而一旦遇到这样的人,多破费点也值得。大多数主动找到敌国,要求当鼹鼠的人只想干上不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像施蒂勒那样以此为资本叛逃到敌国。
我能想到的推-一个可以与库龙比美的人就是艾姆斯。后者向克格勃泄露的机密同样丰富。艾姆斯心理上与库龙有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他在中央情报局里也感到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大材小用。两人都贪图金钱和享受,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们对自己情报局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如果谈交易时谨慎小心,会受到敌国谍报机构的严密保护。
库龙成了我们的超级鼹鼠。须知,此人平时干的正是把东德和苏联的间谍变成为西德做事的双重间谍。现在他愿意向我们出卖这方面的情报。不错,他开的价码是不低,而且要求把钱直接汇到第三国银行的一个匿名账户里。可他对我们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库龙不愧是一名间谍高手,谈交易时还要求加上几条&ldo;例外条款&rdo;,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谈判拍一部电影的交易一样。同时还要我们保证,不逮捕他告发的双重间谍。这并不表明他为人特别慈悲。库龙深知,这些双重间谍如果接二连三地遭到逮捕,迟早会使人对科隆的反谍报机构产生怀疑。我答应了这一要求。
这一巨大收获令我们兴奋不已,于是给他起了个化名,叫施塔尔(也是明星的意思)。库龙的真实身份属于绝密。我们从来不提他的真名,哪怕是在我自己的绝对安全的办公室里也是一样。维也纳那次会面后,我们又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突尼斯与他接头。库龙将叛变西德情报局的东德间谍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库龙和我选择见面的地点极其谨慎。每次接头都在人们一般消闲度假的地方。
下一步是答应库龙提出的条件。库龙坚持这笔交易要得到我的亲自认可。我报请米尔克批准支付这笔钱之前,想先见见此人。我们给了他一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护照,派了一架飞机把他从维也纳经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接到德累斯顿。我的女婿贝恩德在机场接上他,开车送他到我们在乡间的一处秘密地点。库龙属于那种可以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哪怕是敌国的隐蔽据点。我们以典型的德国人方式谈成了一笔精确的金钱交易。他退休后,甚至还可以领取一笔养老金。付给他的工资相当于东德情报局内的一名上校。当天,他即告诉我,我们手下的两个人,加劳和他的妻子格林德已叛变西德。这对夫妇在西德为我们当联络员,负责向东德间谍传递情报。
加劳把他知道的东德间谍姓名告诉了西德反谍报机构。为了不暴露加劳的双重间谍身份,西德并不逮捕这些人,而是监视这些特务在干些什么,见了哪些人。被监视的人暂时并没有什么危险。如今有了库龙,西德谍报机构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掌握之中。
正事谈完后,我们为库龙举行了晚宴。国家安全部里经过严格审查的服务员在一旁伺候。库龙讲了一些笑话。我请他看了几部东德的风光纪录片,并表示希望今后能在东德经常见到他。库龙提到上司蒂德格时,这个名字留在了我的记忆里。&ldo;以前他的脑子还是蛮好使的,&rdo;他开玩笑说。&ldo;他是个挣俩花仨的人,没有酒就活不了。&rdo;当时我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细节,以备以后用,哪里会想到贪图享受的蒂德格有一天也会自动送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