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官这是来向刘公公报喜。”
刘瑾听得不明不白,“有什么喜?”
“自然是大仇得报之喜。”
刘瑾现在意气风发,落在他的手上几乎没什么人还能逃生,要说真的不能杀的也就是那帮脾气又臭又硬的谢体中之流了。
听到此处,刘瑾露出微微的笑意,“咱家就说偌大的南京城怎么可能都是愚笨之人,总得出个聪明人吧?现在看来,周逸周大人与他们很不一样。”
南京太常寺的少卿这个官在官员系统中实在不入流,而且如果在北京也就算了,还能再熬熬,可在这里熬起来都没劲头,要是不想点办法的话,大概是要一辈子蹉跎了。
“公公过奖了。”
“来人,赐座!”
如果是论起这桩事,刘瑾不仅脾气全无,而且颇具耐心。
周逸拱手之后坐下,“公公若是允许,在下就耽搁点时间从头开始说起。”
“你说,你说。”
“是,话说正德十年末,朝廷发布了天下清田令。旨意传到江南之后,各地官绅已然有些慌乱,而且此事涉及士绅除优,牵连又广,从那时起,江南一地的士绅就在想着怎么抵抗朝廷的清田令了。若不是刘公公这么一番动作……那不管朝廷派出多少测量员,他们都寸步难行。”
“这件事,咱家倒有听说。测量员到了县里以后,官府并不出面力推,各地士绅也不配合,甚至煽动百姓抵抗,要么就是找测量员的麻烦。”
“是,而且读书人做事……”周逸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怎么说呢,都会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官府以‘民间反对之声众’为由向朝廷争取延缓,士绅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官场发声,时间再拖下去,朝堂上下人人都反对,那即便皇上想做,也要大费一番功夫。那些找测量员麻烦的,也必是构陷什么罪名,绝对不会粗暴行事。
然而按道理说,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此事乃是为百姓减轻负担,为何做起来会得罪那么多人?一句话,财帛动人心,百姓的负担减轻了,谁的负担会增加?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可公公细想一番,士绅增加负担他们反对实属正常,可官员为什么反对?我们这些人的俸禄都是朝廷所发,负担加在哪里?”
真要说起来,刘瑾是个没什么水平的人,他或许有几分机智,但有知识和聪明不是一回事。
而且,他的行事作风,使得寻常意义上的读书人没有和他接触的,唯一天天给他‘补充点常识’的张永,那特么也就是个半吊子。
因而现在周逸简单分析了一下,刘瑾也觉得‘神智大开’,仿佛见到了一片新天地。
甚至于他语气中还有几分兴奋,“不错,不错。他们的行为是很奇怪,你继续说。”
“官员们反对公公的理由,表面上是公公杀人,实际山,他们是怕清田令真的推行下去,更怕刀子落在自己的头上,到时候很多人家隐藏的田亩就会暴露出来,官绅,官绅,入朝即为官,返乡则为绅,官绅本是一体,无法分割。而公公推行的清田令,是既要他们的家财,又要他们的性命。如此一来,江南各地官员怎么会不反对?”
刘瑾恨恨的道:“好在皇上没有受他们的诓骗!”
其实真的从学术角度去看政治体制,一个集权的体制怎么会没有效率,所有人听着一个声音行事,总比他一言,你一语的讨论半天却没有动作要强吧?
不说国家,哪怕是一个企业,也肯定是强势的领导人更有力量。
封建君主制度之下,国家是绝对有行动能力的。
只是所有的决策集于一人,这个人就会变得很关键。
千年的帝制历史之中,有很多事做不下去,往往就是皇帝最后软弱了,或是掌控的能力不够强。
就像清末的光绪皇帝,他要推行新政,总是屡屡受挫,于是我们得出结论维新变法那一套不行。可要反过来看,为什么慈禧太后说一句,那马上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扑过来?
当时反对她的人也很多,有用么?
所以说皇帝的态度和决定是最为关键的。
正德十一年这一次江南之乱,看起来官绅体系的反扑似乎总是找不对点,关键就在于刘瑾说的,皇帝没有受他们诓骗。
否则京师哪怕是松一点口子,刘瑾就势如累卵,那自然就显得士绅的力量极其强大,似乎朝堂之上都是他们的声音。
周逸此时也愿意听到刘瑾讲这句话,外朝文官没有争取到皇帝的圣意,那一次大的溃败是难以避免的,没有他……也会溃败。
这样心中自我安慰了一句以后,他的心情也能更加平静下来。
而接下来……
刘瑾就对真正关键的事情感兴趣了,“如此说来,这帮人个个也都是为了自己在与咱家争。咱家不过陛下的一条狗,他们与咱家争,就是与陛下争。想必,他们是变着法子的……违逆朝廷的清田令吧?都有哪些法子?”
周逸心中明白,这是宦官常用的办法,寻个由头,污蔑某人有谋反抗旨之意。
“回禀公公,依照下官刚刚所言,官绅皆为一体,官员之后自有士绅,官员不好妄动。但士绅不一样,公公可由此处入手,想必蛛丝马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们如何联系自己台面上的官员,想了什么法子去暗中对抗清田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