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的天气里,太原街头上有座建筑最吸引人的目光,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旁边那座精心装修后被用做图书馆的王府在阳光下愈发金壁辉煌,碧蓝的天空下,熙熙攘攘的人群身后,一座土地庙般的小建筑与街头的繁华形成极大的反差,与满街新开张的店铺相比,布政衙门显得非常寒微,但你仍然能感觉到它的力度,它的庄严,繁华与简朴、矮小与高大,对比越鲜明,给人的印象越深刻,越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ldo;我这又不是寺庙,非得金妆银饰不可,况且布政衙门没多少公事,修那么好干什么,等我告老时又不能把它卷起来带走&rdo;,曾经有人劝郭璞注意保持一下官府形象,被郭璞用这句话轻描淡写的搪塞掉了,按世俗礼法,周围那些高过官府的宅院多少也算僭越,原来的布政使没少为此事和地方士绅斗气,到了郭璞任上,再也没人提及此事,官民反而相安。一些想靠送礼巴结长官者见了郭璞这副样子,知道轻易难以达到目的,悄悄的收起了心思,认认真真的执行政令,地方吏治跟着为之一振。
&ldo;官府就是要做官府的事,给民间制订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维护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至于老百姓想干什么,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还是别干涉太多为妙&rdo;,年初,山西的地方官们第一次从布政使口中听到这么无为的施政纲领,不觉都愣了一下,然而真的照着郭璞的话去做时却发现,这种治政方式,好像比把教化万民天天写在脑们上更管用,至少老百姓不用为了长官的胡乱安排而负担他们的&ldo;学资&rdo;。最让当地人满意的是,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东边开个铺子,西边开家工厂的小打之间,城市的面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所以郭璞在山、陕二省布政使的任上干得分外轻松,山西人是天生的理财能手,有赚钱的买卖他们不会落在别人身后,北平的很多经验在这里完全可以照搬。并且比北平还占优势的地方在于,这里的矿藏更丰富,人口更密集。耕地相对稀缺的现实让山西人愿意接受新式产业,并能愉快的利用新式产业创造财富。
任南方反贪反得热火朝天,布政使郭璞就有这个本事,他得治下平静入眼前的池水,风过去,微起波澜,旋即恢复宁静,蛙鸣接着蛙鸣,鱼戏依旧鱼戏。上任伊始,郭璞就派人仔细核查了晋、陕二省府库帐目,将一些混乱之处一一核实,亏空款项着地方官员用自家财产补救。并将几个有明显贪污嫌疑的主要人物削职为民,家产没收充公。所以朝廷反贪令下时,二省受到冲击反而有了缓冲余地,按已经追究过责任不再追究的原则,一些官员因祸得福,保住身家性命后方想起郭璞的好处来,遣人提了礼物上门来谢,被门房全部挡了驾,那门房将礼物提出大门,声音不大,却字字振耳:&ldo;大人说了,他是行布政之职,并存心救你们,所以无功不敢受禄。若是各位罪应至死,在他手里死过了,没什么好谢的&rdo;。
有几个被郭璞留任的地方官员被人诬陷,郭璞以布政使仔细推敲了一下,发现证据明显不足,给新任刑部尚书开济写了封信,把案子消化在地方。倒是有几个钻朝廷鼓励民告官司政策谋出身的家伙,被郭璞狠狠的修理了一顿,发配到和林永远不准回乡。
郭璞同样不喜欢杀人,但与武安国不同,郭璞对朱元璋严惩贪官也不持反对意见。虽然剥皮实草,株连亲族有疟刑之嫌,但严刑惩贪不能算恶政。他不出头只是不欲开党争之先河,内心深处,权衡对新政推行的利弊,他对目前的反贪策略还非常支持。在他看来,多好的政策到了贪官手里,由于私心做崇也会变成苛政,朱元璋杀掉这些国家蠹虫,刚好给新政的下一步推行创造有利局面。况且这些官员做得也实在过分,据报纸上已经公布的郭恒案进展,仅仅去年一年,户部盗卖的粮食就达到七百万石,自己这个同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居然将农民上缴国库的四百五十万石粮食截留了三百九十万石,卖掉后以秋天米贱为由,仅提取其中八十万贯钞来虚应帐目,剩余白银一百万两被郭恒与地方官黄文通、边源等人私分。此外,还有浙西各府行商上缴的税银五十万两经郭恒手后不知去向。
这回牵扯进郭恒案的官员连发配辽东的结局都求不到,太子朱标出面为一些官员说情,请皇上参照当年胡维庸案处理方式,将一些涉案不深的官员发配到新开拓的北和林一带为官,遭到燕王朱棣的言辞拒绝,从来对哥哥尊敬有加的朱棣死活不肯收留这些官员,说是怕他们到了草原上,不思改过,反而污染了那里的官场。
恐怕此事不能善罢甘休了,吴阁老弄得好手段,以为郭恒死后一了百了,怎禁得住朱总使明着说情,暗着拆台。朱棣这番说辞背后肯定有余瀚宇、朱江岩等松江系高人指点,包含了迎合朱元璋反贪决心的成分,也有趁机报复当年官员攻击新政的嫌疑。搅上一群立言求名的御使,杀人求荣的锦衣卫,说不定始作俑者自己都要栽进去。唯一能说动老朱放下屠刀的武安国冷了心,不知这回谁来收拾最后的残局。鱼漂微微动了动,有贪嘴的快上钩了,郭璞笑着提了提钓竿,把赶来赴宴的鱼吓跑。钓鱼是整理思路的最好方式之一,顺着这根细细的鱼线,他可以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整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