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绝无疑问。
全宋朝的人都相信这一点,张浚本人更是以此为傲。他是南宋的脊梁,怎能容忍这样的污蔑谣言?
张浚大怒,立即言辞激烈地向临安质问,并且极力要求辞职。
这很冲动,也很愤怒,但身在官场,谁都知道这是个程序。有这样的谣言,他必须主动辞职表明心迹,证明自己的品行。而皇帝要做的就是继续支持,以更大的力度挽留,这样就会为张浚做出证明。皇帝都信了,谁还不信?
可奇怪的是,赵昚居然同意了。
前两天还力挺,几天后居然就同意辞职。这个转变实在是让人不知所以然,可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证明,这不过是开始。
张浚被撤销都督府职务,降为宣抚使。他还保留着公职,对周围辖区有专管权力,却失去了之前的统一指挥权。
这是应有之义,战败必罚。
可是后面,主战派的幕后主将‐‐参知政事辛次膺被罢免;另一主将御史王十朋被贬出临安;李显忠先是被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降为果州团练副使,最后罢免一切职务,抄没所有家产,押赴潭州(今湖南长沙)管制。
给这一连串的政治地震收尾的最强音是,皇帝赵昚下了罪己诏,承认这次北伐准备不足,他急于求成,酿成了败局。
这就给此次北伐定了性,它是错的。也就是说,主战派错了,所以要全体下岗。
与之相对应的是求和派迅速复苏,先是秦桧时期的老资格宰相汤思退在赋闲两年之后重回相位,接着求和派主将周葵任副手,一大批应和者纷纷上位,连在宿州、符离大败中应该负全部责任的邵宏渊都跟着受益。这个败类居然只是降了一级而已,去名城建康做都统制。
上哪儿去说理呢?这就是政治。至于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突然,分析一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符离之败的统计数字终于传进了临安城。赵昚知道了这不是什么暂时受挫,而是全部军力、战械、粮糙都损失殆尽。这样还怎么继续?二是心态。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直系后嗣,拥有骄傲、决绝的性格,这促使他每时每刻都想着怎样复仇。可是想与做到做好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别。
复国是那么简单的事吗?比当初得国时还难,怎能奢望一蹴而就?这中间得经历多少波折,要熬过几许艰难,都不是从小当皇子的壮志少年能突遇而接受的……
心智还不够坚韧的赵昚在重大挫折面前犹疑了,战与和之间,就像世间的黑与白,除此即彼,没有第三种选择。这是他当时的认知。
他不觉得错。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后,经历才会告诉他,在黑与白之外,这个世界非常缤纷,什么颜色都有。可那时,已经时过境迁了。
回到当时,赵昚既然决定议和,自然要派出使者,带去条件。汤思退新上台,他以宰相之职,决定派一个叫卢仲贤的官去金营议和。顺便说一下,北宋的宰相权力每况愈下,而南宋在秦桧当政之后,以相权凌君权,地位高到前所未有,致使他之后的宰相们也非常强势。
惯性使然。
卢仲贤以胆小怕事著称,没法想象他能挺直了腰杆和金人叫板。临行前,主战派、张浚都提醒赵昚,小心卢仲贤有辱使命。
赵昚千叮咛万嘱咐才让卢仲贤上路。
怕什么来什么,卢仲贤渡淮进金营,吓得变成了鹌鹑。女真人说什么是什么,半点讨价还价的胆子都没有。他带回来了金人的四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