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第一种说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兰特的政府遇到麻烦开始打起自由民主党的小算盘,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他已经开始与科尔碰头会晤。也许是这样。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诺劳出于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暂时按兵不动,等待纪尧姆自我暴露,然后掌握确凿证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根本不应当让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这个敏感的位置上担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兰特的话,首先会对根舍大发雷霆。
事实上,从西德反谍报机构告诉根舍他们正在监视纪尧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半点新证据也没找到。整整一年,纪尧姆继续可以看到绝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对西德总理身边有一个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接触他们本应保护的国家机密。虽然埋下干柴的是我们,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场将勃兰特烧得通体鳞伤的大火的却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尔。而且火起之后,他们不是急于灭火,而是隔岸观火。
纪尧姆被捕后,根舍在议会上声称,挖出了整整一个间谍集团。为了掩饰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谓良苦。只有这样说,才能解释为什么迟迟没有逮捕纪尧姆。我现在已没有任何隐瞒的动机,在此可以声明,所谓的间谍集团纯系子虚乌有。纪尧姆夫妇是一对独往独来的间谍。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我们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为什么没有马上把他们撤回东德?无疑,这是我们的一步失着。除了疏忽大意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曾反复思考过要不要撤回纪尧姆夫妇。鉴于监视克里斯特尔的手法十分拙劣,我们误以为西德方面眼下并没有对她丈夫起疑心。莱贝尔现在已任国防部长,并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任助手。我们知道为此她会受到严格的安全审查,因此把她受到监视当成莱贝尔调她去他的办公室工作的结果。最后我们让纪尧姆夫妇自己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如果他们觉得处境危险的话,可以马上溜回东德。俩人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我们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这时我向米尔克作了汇报。前面已说过,我与他的关系很一般。为了不让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门,重要的间谍均由我直接抓。只有当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危及国家领导人时,我才征求上司的同意。鉴于纪尧姆的位置政治上极其敏感,通报国家安全部部长显然是明智之举。米尔克同意,现在最好是坐以待观。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昂纳克或其他人。
一连几个月毫无动静。1974年2月,纪尧姆夫妇建议恢复秘密工作。我主张再冷却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说。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后面跟了整整一串法国和西德密探的车子。但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西德时,尾随的车子不见了。此乃天赐良机。他凭着直觉和受过的训练本应意识到,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此刻主动权仍操在他的手里。
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我大吃一惊。在机场候机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勃兰特也是一样。当时他刚结束对埃及的访问,正在返回西德的途中。纪尧姆落网时的表现可谓大义凛然,不过却不是我们期待手下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出的反应。西德警方凌晨来到纪尧姆家,向他出示逮捕证时,他大叫:&ldo;我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和军官,对我放尊重点!&rdo;
这句话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等于还未听到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就供认了有罪。有了这句话,西德反谍报机构和刑事部门得以避免因缺少确凿证据而可能引起的尴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1981年纪尧姆回到东德后,经上面同意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在书中解释说,当时是凌晨,儿子又在场,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自不待言,皮埃尔在纪尧姆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当父亲的不得不对儿子隐瞒自己的真正信仰和从事的工作,这对于他是一件痛苦的事。皮埃尔这时已长大,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一名青年社会主义者。他把父亲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纪尧姆内心深处渴望告诉儿子:&ldo;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rdo;有一次我曾同纪尧姆谈过被捕的可能,并告诫他一定要&ldo;镇定自若&rdo;。也许在凌晨睡眼惺松中,在皮埃尔惊奇的目光下,纪尧姆才乱了方寸。
然而无论怎么解释,这种行为也不可原谅。一名间谍随时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这方面我们对特工人员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一旦被捕,他们应该根据西德的法律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出生年月,然后要求与东德驻波恩的外交使团取得联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说。东德使团然后会请一名有经验的律师。如果严格遵守这条纪律的话,证明有罪的责任完全在西德一方。
有一件事我们一直保密至今。早在纪尧姆被捕之前,他与克里斯特尔的婚姻已濒于破裂。他有一个情妇。为了不牵连她,他从法国南部赶回西德,把自己的东西搬出她家。这是一步严重失着,也是对这个女人做出的徒劳无益的姿态。这个女秘书听说纪尧姆国间谍罪被逮捕后,自杀身亡。
纪尧姆被关在科隆的监狱候审。身陷囹圄外加监狱的严酷环境折磨着他。但我们这位暴露了的间谍被关押期间拒绝了西德方面的一切诱惑,不肯为了求得从轻发落出卖其他同事,以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