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倒霉就倒在她的案子事发前,罗森堡夫妇刚刚在美国因偷窃原子弹机密被处死刑。谍报这行和冷战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讲的是对等。她在与波兰接壤的法兰克福市被处以绞刑。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下,我一开始就对这场游戏的冷酷有充分的认识,对东德国内的种种黑暗现象也看在眼里。50年代人们动辄被捕,共产党内人人自危。我深知,任何人都可能被扣上叛变的罪名。
1967年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首脑后,情况大为好转。我终于遇到一个让我敬佩的人。他待人不拘泥礼节,不搞小动作,与前几位克格勃首脑形成鲜明对比。苏联人一般都很骄横,觉得自己的伟大帝国固若磐石。安德罗波夫身上却没有这种狂傲。莫斯科领导人中,只有安德罗波夫独具慧眼,认识到1956年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以及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暴露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并渴望今后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安德罗波夫既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又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在历届克格勃首脑中堪称一枝独秀。他的兴趣之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理论问题,他都可以领会其精髓。他不仅认识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体制,还看到改革蕴藏的风险和潜在后果。
我与安德罗波夫的首次深谈是在1968年。此前不久,苏联军队刚刚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他本来计划那年夏天访问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恶化迫使他延期。最后成行时已是深秋时节。当时我们对这一事件仍感到头晕目眩,不知说什么好。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同小异的国宴,惟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是在位于东柏林北部潘科夫区的国家安全部的一处宾馆内举行的(东德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都住在这里的一幢小楼里,彼此是邻居。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才于50年代搬到郊外的万德利茨大院里)。
选择这个宾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它美观典雅,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客人的应有尊敬,同时又不过分富丽堂皇,以致超过苏联人为我们举办晚宴的场所。参加晚宴的德方人员是米尔克,国家安全部的11名负责官员及我本人。晚宴上的气氛十分轻松。这也是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带来的新气象。50年代期间,尽管赫鲁晓夫推行了解冻政策,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人们活得战战兢兢。这种恐惧心理此时已烟消云散。安德罗波夫彬彬有礼,几杯酒下肚后仍不失态。他的许多同胞都做不到这一点。周围所有人,连头脑简单之徒都明显地松了口气。这完全是一次男人的聚会。甚至连服务员都是从安全部最可靠的服务员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清一色男侍。
不出我所料,饭桌上大家的话题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上面。米尔克始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耿耿于怀。在他眼里,社会民主党人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ldo;意识形态偏差&rdo;的罪魁祸首。这次宴会对于他乃是天赐良机,可以发泄一下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并在客人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德共坚决支持苏联一举粉碎布拉格改革运动的立场。他站起身讲了一通,强调需要防止社会民主党理论的&ldo;腐蚀&rdo;。布拉格改革派就是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轮到安德罗波夫发言了。&ldo;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rdo;他的声音温和而坚定。一我们当时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军事干预,要么坐视捷克斯洛伐克与我们分道扬镳。前者会给我们脸上抹黑,后者则会给东欧带来严重后果。这可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抉择。&rdo; 他呷了一口水。一桌人鸦雀无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ldo;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找出隐患。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日子不会太好过。至于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恐怕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弄清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rdo;
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安德罗波夫的一席话冲破了不少政治禁区。首先,他没有单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是主张研究该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实际上暗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对人民的不满情绪麻木不仁,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其次,安德罗波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流露出的担忧与官方宣传口径截然相反。后者称广大奉公守法的人民群众对恢复局势稳定以及共产党人再次牢牢掌握政权欢欣鼓舞。结尾时,他表示赞成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接触的几句话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东德领导人与西德左翼的第一大党之间不共戴天的现状。他的批评颇具远见。第二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即开始推行旨在加深两德之间了解的东方政策。安德罗波夫不肯循规蹈矩的性格,以及在通常相互吹捧和空谈连篇的场合直言不讳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他这番话的影响,桌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斟满了酒杯。
这不是最后一次听到米尔克的奇谈怪论。直到70年代,他一直坚持为斯大林祝酒。面对态度越来越冷淡的听众,他照旧邀所有人一起&ldo;为我们的导师干杯&rdo;,同时强烈暗示苏联搞的非斯大林化是一大错误。不过这都是当着自己同胞的面说的。苏联人在场时则换了副面孔。
和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主要对外交政策和外国谍报感兴趣。他改革了克格勃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了一套更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在外国谍报工作方面,他很快意识到,往驻外使领馆、贸易代表团或其他驻外机构派驻谍报官员的传统做法不是最佳的办法,因为这些机构受到所在国反谍报机构的严密监视。根据过去我通过派驻华盛顿使馆的谍报官员开展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不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人刚一迈出使馆大门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盯上了。多年后,我遇到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头子格罗马科夫时,他却声称,联邦调查局的盯梢很容易察觉,从来没有妨碍过他与间谍接头。披着外交官外衣搞谍报的另一弊端是有可能招致报复性外交驱逐。也就是说,安插在使馆或类似机构里的谍报人员,极有可能在时有发生的这类驱逐中被赶出驻在国。苏联驻外使馆人员大大超员。有一年英国一次就将苏联驻英使馆的105名有特工嫌疑的人员驱逐出境。安德罗波夫偏重使用非法人员(派遣改头换面、持假证件或编造的可信理由的特工潜入敌国)的做法无疑更有益于谍报工作,但下面的人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更喜欢有个靠山做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