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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莫理循自述此次西北之行的初衷，就是想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大中小学校，以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一旦踏上了西行之路，他关注的就远不止这些。他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开阔的视野，对中国政情有着深人的了解，对于中国融人世界主流文明抱有善意的期待，他一度曾和他服务的《泰晤士报》主持笔政者有分歧，最终他的观点被接受。他在凉州就发现有教会办的学校，外观是漂亮的西式建筑。一路西行，他注意到了许多新事业在悄悄成长，出现在他眼前的铁桥、教堂、织呢厂、邮政、咨议局、军容整齐的新军……这一切绝不是西北大地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代表着新的文明，新的开始。当他捕捉到这些新事业、新变化时，这个局外人的镜头常常流露出一种温情。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更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人，一个毕生关注中国的西方人，他用照相机把一百年前的西部中国保存了下来。要走进一百年前的中国，他的这些直接的镜头语言，或许比许多文字记录的史料更来得可贵，也更为生动，更具震撼力。这一年正处于清王朝崩溃的前夜，历史的地平线下正在默默地孕育着巨大的变化，他记录的就是巨变前西部中国的面貌。一百年来，西部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些黑白照片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参照系。

辛亥前夜：另一个流产的&ldo;共进会&rdo;

1911年10月26日，武昌起义发生半个月了，对中国十分了解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信给山西大学的新常富（一位来自北欧的传教士）说：&ldo;军队里有广泛的不满情绪。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和平地展开。这场运动组织得这样好，引导得这样好，以致人们现在谈起这种可能性，即革命党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rdo;

&ldo;中国通&rdo;莫理循的其他判断大致上是准确的，要是说那个时候就有&ldo;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业一边&rdo;则未免夸大，那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没有起来响应革命。但是，在朝廷官员当中确实有人早在辛亥前夕就倾向革命，并尝试建立秘密组织。世人都知道&ldo;共进会&rdo;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大组织之一，很少听说辛亥前夜京津还有过一个流产的秘密组织也叫&ldo;共进会1910年，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京师高等审判厅检察长徐谦（季龙）一行，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举行的万国监狱暨司法制度会议，并考察欧美十国的司法制度。他们在伦敦与王宠惠（亮畴）、伍朝枢（梯云）及罗文干等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相识，受到影响。回国之后，他们试图秘密组织&ldo;共进会&rdo;，&ldo;作为革命的响应&rdo;。许世英回忆：在当时，革命肇因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所以我们在谈论革命时更自然的会谈到满清政府。我和徐季龙先生都是满清政府的官员，他们的谈话促使我们反躬自省，对于他们所指摘的，更有深刻的感觉，而且毋宁使我们感到这样的政治，实有加以彻底改革的必要。我不欲夸大地说当时的伦敦聚会使我燃起了革命的意念，但的确使我益发认清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深恶这样的政治环境。以后我道经俄国，看到了帝俄的警察滥肆拘捕，肆意屠杀，正和满清政府的捕杀革命党人相仿佛，在重重的感触之下，使我也益发憧憬于政治的改造。

因此，我回国以后，借口要整理考察的资料，撰拟报告，决定不再回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为了避人注意，我从北京迁居天津，和徐季龙先生密谋如何去响应革命。我的辞官，使当时的至友甚至家人为之深惑不解……但是，我们的进行必须秘密的。因为清廷畏惧革命，它们所用的暴力镇压，常常甚至会罪及无辜；而且，我的把兄弟即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当年授首于菜市口刑场，使我记忆犹新，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理想得到实现，必不能以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为满足，我们必须秘密，就是这个原因。那时与我联络最勤的，就是王亮畴博士，他以他的丰富的经验，深湛的见解，和对于革命的了解，对于我们共进会的筹备和组成，贡献最多。但我们这一组织尚没有发生积极的作用时，又因为我被派为山西提法使，离开天津，以致使这一组织暂时搁置。

王宠惠是广东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留美时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他们三人都有法律背景，许世英和徐谦还是司法部的官员。但辛亥前夜他们已在寻求新路，只是尚未下定最后的决心，所以许世英的任职变动，就让&ldo;共进会&rdo;的组织计划流产。到辛亥冬天，时局发生变化，已担任山西布政使的许世英与山西巡抚张锡銮等联名电奏，呼吁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此时，大批官宦才真的走到了&ldo;革命事业一边&rdo;。

进入民国以后，王宠惠因为孙中山的关系，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徐谦在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做了司法次长，许世英先后出任过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谁救了汪精卫

&ldo;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rdo;在辛亥前夜、人心思变的中国，集才华、热血于一身的青年汪精卫的这些诗句不仅打动了爱慕他的华侨少女陈璧君，也打动了许多的中国人。当他决定北上刺杀摄政王时，就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一旦刺杀行动失败。被捕下狱，他自然不抱生还的幻想。当年侦破此案的清廷官员金祥瑞回忆说他被捕之后&ldo;醉饱酣睡，形若无事&rdo;，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然而他竟未判死刑，并且在一年半之后就重获自由，成了民国的元勋，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