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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陈纪滢应张季鸾的交代去看看蒋百里,听听他的意见。这位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军事学家,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是鲁登道夫的门下,著有《国防论》。见面时,他已读过《大公报》上的社评,他说:&ldo;季鸾先生的主张绝对正确,这次与日本打仗,千万不能中途停下来,停下来便亡国,打到底日本必败!&rdo;

他想起德国有一位夫人论中、日两个民族的话。那位德国夫人熟读东方历史,在中、日两国住过多年,对中、日两个民族都有很深的认识,她说:&ldo;日本民族重小节,刚强,但因系海岛国家,胸襟不阔,气量窄小,靠武士道精神维持国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极渊博的国家,是大陆国家。同时有极绵长的海岸线,也是海洋国家。人性醇厚,酷爱和平,但守旧,少开展。同时工业不发达,因此地虽大,物虽博。却积弱贫穷。日本与怎么一个国家为邻,一定会引起她的觊觎之心。假若日本一旦侵略中国,凭中国地理环境就可以打败日本,因日本绝无那么大的兵力占领全中国也。&rdo;显然,他同意这些判断,他感叹:&ldo;如今不幸而言中,诚是中、日两大民族的悲剧。&rdo;

陈纪滢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心仪的蒋百里和张季鸾都已谢世多年,但他们当年说的话,他们的神态举止,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思考和主张,不管相隔多少年,他都无法忘记。

&ldo;为匹夫匹妇复仇&rdo;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绝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是以&ldo;不党&rdo;、&ldo;不卖&rdo;等&ldo;四不&rdo;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中工作最辛苦,也是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所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ldo;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rdo;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其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ldo;调解&rdo;,抱有一线议和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ldo;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褊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国道德之精华。&rdo;

好一句&ldo;为匹夫匹妇复仇&rdo;!一篇文章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何等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今天,我们也许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及所能达到的影响程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张季鸾驳斥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算得上是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大批德国专家、军人受雇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及军队,中国大量从德国进口机器、武器,不仅官方关系密切,民间的友好往来也很多。当时正逢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崛起,并掌握政权,法西斯主义一度令国民党内许多人乃至一些知识精英迷醉和向往。直到1937年12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德国大使还在出面调停。中德关系真正出现大转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广播演说之后。这次演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德国内政的,外交方面对中德关系虽只字未谈,但对中国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内容,因为其中伤及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一是他在演说中攻击国联,说国联成了几个强国的工具,德国反对国联,现在已决定就要承认&ldo;满洲国&rdo;。二是他认为亚洲的危机就是共产党,在痛骂了一番苏联之后,他称许日本是安定东亚的力量。对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中国烧杀抢掠,造成南京大屠杀等惊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计,同时,毫不顾惜中德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公开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华的立场。

第二天,&ldo;报人中的报人&rdo;、主持汉口《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就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中德关系大变化》,他在谴责了希特勒的讲话是自食五年前&ldo;不承认&rdo;的约言,是&ldo;奖励罪恶&rdo;之后,理性地指出,这只能代表国社党,不能代表一般德国人,&ldo;我们深知多年来有不少的德国文化界、军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国,赞助中国,也认识中国。并有不少的工商业家愿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在中国各公私机关服务的德国客卿,都是非常勤劳、非常努力。……德国国防军干部多年同情中国。对于中国国军的建设。与以精神的援助。这些情形,是中国国民一般感念的&rdo;。没过几个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华的德国顾问团,理由是要严守中立,当然,在承认&ldo;满洲国&rdo;之后还说什么&ldo;中立&rdo;,自然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顾问团在华已有近10年历史,最多时有60多人,当时还有30多人,几任总顾问塞克特大将、法根豪森大将都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军事家,其他顾问大多也是学有专长的退伍军官。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处境,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愿意做中国患难中的朋友。奉召回国实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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