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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张季鸾对希特勒的驳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发表的《&ldo;文化&rdo;及&ldo;人道&rdo;》这篇社评余始终认为日本是做&lso;文化&rso;及&lso;人道&rso;保障的一个力量&rdo;，这是希特勒演讲中赞美日本的一句话，他为此诘问希特勒。在德语中&ldo;文化&rdo;和&ldo;人道&rdo;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华的德国人很多，还有使领馆官员、新闻记者，身为德国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杀害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任意杀戮平民，奸淫中国妇女，并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乃至割乳毁阴、暴尸市上，这种暴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各个广大的占领区域内都是如此。难道这就是德国元首所赞美的&ldo;文化&rdo;和&ldo;人道&rdo;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ldo;保障&rdo;？他接着指斥：我们愿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实说，承认伪国，中国人还不怒。因为揭穿了讲，国际上只是论利害，你们勾结曰本，是你们的事，收回失土，是我们的事。……我们的领土主权毕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别人认不认。所以承认伪国这件事，中国人失望则有之，愤怒则不必。其所不能不愤慨，同时不能不好笑者，就是这恭维曰本的一套说词。德元首的权力虽大，但断不能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类共同观念中的&ldo;人道&rdo;、&ldo;文化&rdo;这样逆解。

季鸾先生见识高远，能见常人不能见，足以成为新闻从业者永远的榜样。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他耿耿在念的竟是这些普世公认的&ldo;人道&rdo;、&ldo;文化&rdo;价值不容亵渎。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帮助日本尽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ldo;人道&rdo;、&ldo;文化&rdo;的美名。

退还&ldo;红包&rdo;的艺术

1938年秋天，《大公报》派兼职记者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ldo;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rdo;。那个年代前往新疆采访，要穿越戈壁、荒漠，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北边陲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因此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地方。好在&ldo;新疆王&rdo;盛世才对《大公报》执掌笔政的张季鸾充满敬意，他当年就读于中国公学时，张是他的历史老师，他一直以师礼待之，因此，陈纪滢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新疆受到盛情款待，陈记者作为嘉宾在那里度过了40个风光的日日夜夜。此外，当时盛世才与国民政府和苏联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关系，他也需要《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为他和他掌握的新疆多多美言。

陈记者临行前夕，盛世才的副官长给他送来一包钱，说是每个应邀参加大会的人都有的旅费和出席费，这是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赠送的。他立即表示，盛督办的好意十分感谢，但这个钱绝对不能接受，请副官长向盛转达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副官长又带着这笔钱回来了，说，盛交代了，这点钱千万要收下，何况也不只送他一人，如果再客气就不好看了。他还是坚决不肯收，要求当面去向盛推辞。他恳切地向盛说明自己不能接受赠款的理由：&ldo;我来新疆是代表季鸾先生出席，目的在替大公报采访新闻。来的时候，搭乘航委会的包机，一来到迪化，就由督署招待，这已经过分。走时又由督办代洽便机，也不花钱。所以我既没有事实需要钱，更没有理由接受别人的赠款。我是《大公报》的特派员，大公报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阔报馆，但它既派出记者采访新闻，就有负担旅费及一切花销的责任。即便我所带的钱不够了，我可以向督办借，回去了再还。万万没有跟一般代表接受旅费的理由！何况大公报已有小小声望，我怎能破坏它对外的信誉呢？……我若接受了这笔款，不仅毁坏了我的人格，并且也玷污了报馆的荣誉。所以虽然盛督办好意，但这件事万万使不得！&rdo;

他原以为这事就此了结，不料上飞机时，盛的副官长登机与他握别后，突然抛下一个纸包迅速下机走了。无奈之下。他决定只有交给报馆去处理。五天后，他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在家只停留了半小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带上这个纸包匆匆赶去报馆。《大公报》重庆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他将纸包交给曹谷冰，打开一看是用麻绳包扎得很紧的钞票，曹问明缘由，转身交给了会计。陈纪滢表示，如何处理这笔钱他都不管。第二天。张季鸾和其他报馆同人为他接风洗尘后，曹谷冰告诉他，已经和张先生商量好，这两千块钱绝不能平白无故地接受，决定这样处理：等《大公报》在重庆复刊，每天给盛世才航空寄5份报纸。报费和航空费加在一起，一年正好两千块钱。已交代发行课去计算，先给盛寄去收据，另外以报馆的名义写信感谢其盛意，告诉他处理这笔赠款的办法。这样做真是恰到好处，既不违背人情。又不算白白地接受&ldo;红包&rdo;。

这段真实的故事在陈纪滢《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中有详细的记载，我读了很感动，不仅为那个时代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更为那个时代一家民营报纸坚持的原则。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给新闻记者送&ldo;红包&rdo;，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初年军阀贿赂记者和报馆的花样多得很。一个记者如果不能拒绝&ldo;红包&rdo;的诱惑，将会败坏报社的名声；一个报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力，建立报纸的声誉。在这方面，《大公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胡政之、张季鸾那一代报人和受他们言传身教影响的年青一代。他们的往事很值得重温。当年陈纪滢曾对盛世才说过这样一番话：&ldo;应得的钱，再多我也接受。不应得的钱，一分一毫，我也不取！我的工作，只是本诸良心与岗位所作的，假若掺杂了任何不正当的企图，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