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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道光皇帝原来寄希望于扬威将军奕经，这个希望落空后，又转向求和的方针了。皇帝派遣原任盛京将军的耆英以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并起用被认为是善于实行&ldo;抚&rdo;的政策而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的伊里布。耆英和伊里布接受的任务就是设法在尽可能低的条件下求和。虽然皇帝下达的命令中仍然写上&ldo;相机追剿&rdo;一类的空话，其实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和将军们，已经完全丧失在战场上的信心了。

在战争中心移到了长江口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奉派赶到江苏，立即同英方联系，要求停战言和。但侵略者拒绝，他们要在更有利的情势下才提出媾和的条件。英军退出上海，由吴淞口西驶，进入长江。历史上称为天险的长江，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对于初来的英国舰队，成了敞开的通道。五月二十八日，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被认为是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六月十四日，镇江被攻陷。七月初一日，英国兵舰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鑑，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这就是南京条约，在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四）战败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ldo;远征军&rdo;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ldo;而该夷乃直如破竹&rdo;，其原因他认为是：&ldo;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rdo;1。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ldo;船炮不坚，兵心不固&rdo;2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ldo;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rdo;3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ldo;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rdo;1。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ldo;船坚炮利&rdo;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举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ldo;兵心不固&rdo;，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像个瞎子似地连&ldo;山势陆路&rdo;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ldo;兵心不固&rdo;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ldo;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rdo;2。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ldo;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rdo;3。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ldo;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rdo;4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ldo;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rdo;1。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ldo;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rdo;2。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