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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1页）

英国、法国的军队直接参与这一次所谓保卫上海的战争证明，它们的兵力最多只能用于沿海的通商口岸。李鸿章在英、法军从嘉定退守上海租界时说：&ldo;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rdo;1，这是事实。从此以后，英、法军很少再敢出击到上海以外。附带说一下，在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英、法军队还帮助清朝夺回了已被太平军占领了的宁波，那也只是靠英、法军舰的炮轰。英国始终坚持不愿过多地用自己的军队承担作战义务。正因为这样，华尔的&ot;常胜军&ot;的形式不仅受到清朝官方重视，而且也为英、美、法各国十分重视。当时英国的驻华的一些文职的和武职的官员都可算是有经验的殖民主义者，他们立刻看出，为了帮助清朝政府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华尔的办法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是由外国人指挥、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致书上海英军提督斯得弗力，问他在英军压迫太平军退出上海附近后，清军能否防守；并且建议他&ot;协助地方当局增强华尔的军力，成立炮队，改善清军组织，其功效较英军直接参加攻战尤为巨大&ot;2。

英国不但主张加强华尔力量，而且意图推广运用这个办法。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这个要求，清朝当局同意在天津试办，陆续派出了四百多个兵士由英国军官在天津训练。英国方面觉得人数太少。同治元年三月间总理衙门的奏报说：&ldo;英国斯总兵（即斯得弗力‐‐引者）以练兵必须万人，少亦五千人，方足制胜，并于来京谒见时，面呈分营练兵清单，且称练兵必须练官。&rdo;3但清朝方面既怕多费饷银，又抽不出这么多兵来，无法满足英国的要求。到了这年六月里，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发出照会向总理衙门说明所谓&ldo;同防逆贼&rdo;的问题，要求清朝政府&ldo;自行尽力筹划，妥定防守之举&rdo;，并说：&ldo;贵国官员如不能认真讲武，以御不虞，则本大臣只得遵咨本国水军，专将各口城外洋行地界分守，至于城中安置，其势悉归本城官员经理，与我军无涉&rdo;1。可见在经过上海外围战争的失败后，英国这时连所谓保卫通商口岸三十哩以内地区的口号也不愿意提了。他们宁愿采取为清朝政府练兵的办法来加强清朝官军力量。总理衙门的奏报中说：&ldo;据英国参赞威妥玛函称，伊国提督何伯，总兵斯得弗力，俱有愿在上海出力练兵之意。并据称何伯请练兵六千，每年饱需约以百万为率。又称斯得弗力请自募兵定饷，饷项多寡由中国给发&rdo;。花钱太多，是清朝政府当时最害怕的。所以总理衙门对此的意见是&ldo;唯有令上海、福建两处，仿照天津练兵之法，酌量情形，先行试办，则既不没外国献策之忱，而中国不至过耗财力，于事似属可行&rdo;2。这种办法在福州和广州都试办了一下，不过也像天津一样，当地地方当局都只能拨出极少数的兵员。

法国人对实行华尔的办法也十分热心。当广州的清朝官员让英国人操练军队时，法国人抢着表示：&ldo;中国与英、法两国一律和好，练兵之事，理应分任&rdo;3。此外，法国人还完全仿照华尔的办法在浙江宁波方面成立了一支由中国士兵组成而由法国军官勒伯勒东率领的军队。根据法国人的要求，清朝当局给了勒伯勒东以署理浙江总兵的官衔4。这支军队被称为&ldo;常捷军&rdo;，它在浙东地区进行了反太平军的战争。

老殖民主义者用自己的兵力去镇压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斗争，现代的所谓新殖民主义者则尽量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而避免使用自己的兵力。这后一种方式，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西方列强已经发现是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适合的方式

（三）从湘军到淮军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大联合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由它派生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日益处于显要的地位。

前面已经说过，湘军的头头们就其出身说，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出来积极反对农民革命，维护清朝统治的权威，这是挽救了清朝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湘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湘军头头们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又不能不引起清朝朝廷很大的疑虑。早在湘军初组成时，军机大臣祁嶲藻已向皇帝说：&ldo;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rdo;1

曾国藩等人对于当时封建的官僚集团中已经牢不可破的腐朽习气曾进行相当尖锐的批评。例如曾国藩说：&ldo;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rdo;1对于原有的军队制度之缺乏效力，营伍中的习气败坏，更是攻击不遗余力。曾国藩说：&ldo;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指太平军）也。&rdo;2因而他认为，为了打太平军，必须&ldo;别树一帜，改弦更张&rdo;3。当然，他并不是要改封建统治秩序之&ldo;弦&rdo;。他自称是&ldo;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rdo;4，这就是说，他要在维护清朝政权的前提之下树起所谓&ldo;君子之师&rdo;的旗帜。曾国藩的湘军同原有的&ldo;绿营&rdo;除其他差别外，在体制上也大不相同：&ldo;绿营&rdo;的兵将是互不相属的，各地的绿营兵都由朝廷直接调拨，临时派将统率，而湘军从一开始就采取另一种制度，所有将官都由曾国藩自己选用，这些将官所统带的兵又都由他们自己招募、训练和指挥。全部湘军都只受曾国藩的调度和指挥，实际上成为曾国藩的私军。正因此，清朝朝廷对曾国藩的军队总是不大放心。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前，只有湘军的第二个大头头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5。而曾国藩自己长期只能以侍郎的空衔领兵，没有得到任何地方实权。各省长官（总督、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给曾国藩的湘军为难。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时，向皇帝上奏大发牢骚说，他几年来用的是&ot;侍郎&ot;的关防，不能得到地方官的尊重，&ot;事权反不如提镇&ot;，筹饷往往&ot;州县故为阻扰&ot;，他的部下有了军功，虽经保举也不能得到实缺。他说：&ot;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ot;，他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各省都是&ot;处客寄虚悬之位&ot;，所以&ot;终不免于贻误大局&ot;，因而他表示简直不想再干了1。曾国藩在这个奏折中代表他那一伙人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要实权的意思。他们的要求其实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应当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