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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几页纸后，我外祖父的名字--扎列茨基--映入眼帘。我吃了一惊，因为这表明，就连苏联内务部也知道他。审讯者问玛亚是否认识他。

答：认识，我和扎列茨基很熟。他是我姐夫。他是个商人--一个贩牛的商人。我动身来苏联时，他住在哈尔滨，而且现在依然住在那里。他的身份是苏联公民。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然而，下一个问题却是我始料不及的。

问：你知道他是法西斯党党员吗？

第32节：泪洒高尔基市（11）

我外祖父是法西斯党党员？简直不可思议！他是犹太人，在哈尔滨居住期间又持有苏联公民身份证。我听说，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的哈尔滨帮，既反对犹太人，又反对苏联。外祖父怎么会和他们同流合污呢？玛亚回答说，她对扎列茨基是法西斯党党员的事一无所知。这些档案中，还有什么捏造的东西呢？

继续翻下去，我看到一页字迹稀疏的纸，其抬头是&ot;摘自1938年1月7日第273号判决书&ot;：

核准：

高尔基地区内务部呈递的指控材料符合1937年9月20日内务部第00593号命令。

判决：

玛丽亚&iddot;格里高利耶芙娜&iddot;奥尼库尔

执行枪决。

1911年出生，海拉尔，中东铁路。

签字：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最高安全人民委员叶兹霍夫

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

右边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枪决，1938年1月14日，高尔基市。上面有一个字迹模糊的签字。

我浑身冰冷，凝冻了一般。判决书严厉刻板、毫无人性。只用3句话和一周的时间，便结束了玛亚短暂的生命。

叶兹霍夫和维辛斯基这两个名字我只在书中读过。在俄语里，叶兹霍夫和&ot;大恐怖&ot;是同意词。维辛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做秀式公审中的阴险恶毒的公诉人。这些人和我们的玛亚--一个从海拉尔来的26岁的牙科医生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想过自己签署的是什么吗？

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我想大喊大叫，打破这可怕的沉默。可是，朝四周瞥了一眼，便恢复了理智。人们静静地坐着，一页接一页地翻阅档案，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自从走进这个房间，我一直没有注意新来的&ot;读者&ot;。前面，坐着一位档案保管员，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埋头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是一个监考的女教师。这里不是儿戏的地方。我低下头，重新翻阅档案，做笔记。

审讯记录一页接着一页：问答、问答……我几乎完全被它们淹没。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档案这么详细，或者这么直截了当。我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象过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只是主观臆断，那些记录可能满篇都是令人费解的&ot;苏式行话&ot;。

我突然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我在尼日尼只有两天的时间，面前却有5卷档案，其中多数材料用俄文手写，字迹常常难以辨认，又是苏联的官样文章，以致我常常无法立刻明白其中的含义。怎样才能看完呢？

第33节：泪洒高尔基市（12）

在研究俄罗斯档案方面，我当然是个生手，没有从&ot;战略&ot;上仔细考虑过如何做这件事情。允许拍照吗？如果允许，得拍多少？

我仔细查看面前的档案。每卷上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编号。玛亚、基尔什、切斯娜和亚沙，每人一卷。第5卷是谁的呢？档案上的名字写着&ot;伊萨克&iddot;瑙莫维奇&iddot;奥尼库尔&ot;。因为家族成员的姓名常常萦绕在脑海之中，所以我立刻认定，这是玛亚和亚沙的堂弟。我想起姨姥姥罗尼娅在悉尼曾经谈到过她的弟弟萨尼亚，在20世纪30年代，从海拉尔去了苏联，也是杳无音讯。萨尼亚是伊萨克的缩写，因此档案上这个人肯定是他!罗尼娅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萨尼亚去过高尔基市，因此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的档案，尼日尼安全局寄来的那份简明扼要的报告中也没提到过他。多么意外的收获！

正在这时，那位值班的档案管理员向我走过来。&ot;一切都顺利吗？&ot;她问。

我应该感谢她额外提供给我的那卷档案吗？转念一想，我改变了主意。她也许会把它拿走呢！&ot;要读的那么多，时间又那么少，&ot;我叹了一口气，&ot;可以复印这些档案吗？&ot;

档案保管员向我解释了有关规定。全部复印是不可能的。也不允许复印除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的证明材料。她建议，如果我想复印，今天下午就把尽可能多的材料交给她。剩下的第二天下午交给她。她解释说，档案馆只有一台复印机，而且，为了使我毫无困难地把材料从俄罗斯带走，不被其他执法部门刁难，还有许多文书工作要完成。

我尽可能多地抄录档案，越发看出在所谓的审讯中编造出来的案件是多么的荒唐。这使我深感悲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毁灭生命。但是手头正在做的工作又要求我聚精会神。我注意到，档案材料被重新整理和编号时，真正丢失的页数不多。所有的名字无一缺失--我的亲戚、审讯人、告发人。这和我在澳大利亚档案馆查阅过的档案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那些档案常常整行整行被涂抹掉。下午晚些时候，我是档案馆中惟一的&ot;来访者&ot;了。这时，馆长走进来了解我的进展。他拿给我几册尼日尼政府出版的过去的秘密文件。这些材料揭露了大清洗时期高尔基市发生的一幕幕悲剧。他说，这也许有助于我把亲戚们的遭遇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他还说，第一本《纪念册》正在编排，上面列着大清洗遇难者的名字。他问我是否有玛亚或者她父亲的照片，如果有，可以附在《纪念册》中。我想，这是当地请愿运动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对受害者的纪念，于是从提包里找到玛亚的几张照片，愉快地交给他们去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