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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唯一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国家支付的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ldo;肥缺&rdo;。

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征税。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ldo;男耕女织&rdo;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农民革命

明朝晚期，由于田赋收入日益减少，专制皇朝极力加征商税、矿税，激起了各地商人和城市贫民的反抗。特别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朝廷派出的太监纷纷前往各地横征暴敛，许多城市，如湖北的荆州、武昌，山东的临清、江苏的苏州、广东的潮阳、江西的景德镇，都发生了激烈的民变。在这种民变中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出现的城市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在当时的知识界中，结社的风气很盛。许多在朝廷中担任过较低官职的或尚未做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讲学的名义组成团体，他们讽议朝政，评论人物，抨击贪污腐朽的当权势力，主张开放言路，改革弊政。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把持朝政的太监势力排斥，回到江苏的无锡，和气味相投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在东林书院讲学，这一派人由此被称为东林党。当权的太监和依附于太监的官僚们被称为阉党。两党间的倾轧和斗争一直延续到明朝在南方最后灭亡时。这种斗争虽然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由东林党形成的社会舆论也代表了城市市民情绪。天启年间（1621-1627年），封建统治者压制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

东林党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以至被杀时，苏州、常州这些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行动。

当时的城市市民虽然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但是还远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在明朝统治下的危机的总爆发，仍然如以往的各个朝代一样，表现为单纯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对封建传统势力说来是异端的思想。有些杰出的思想家，如黄宗羲（1610-1704）、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提出了带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的观点，表现了对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对于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的思想体系总的说来还是封建主义的老框框，他们在这种老框框的束缚下透露出来了对于某种新的社会关系的朦胧的向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关系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向往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虽然一般地对于在封建剥削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农民表示同情，但是农民革命是他们所强烈地反对的。

在清朝政权建立的四十年后，如前述，从地主阶级中已经不再发生对于这个政权的有组织的反抗。敢于起来反抗的只有农民群众。

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六十年间（1736-1795年），就经济情况来说，是清朝的极盛时期。但紧跟着，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开始于湖北省西部长江以北地区，蔓延到四川省和河南省的附近一带。在官军的进剿下，起义军进入四川，得到农民群众广泛的响应，全省震动。陕西、甘肃等省也随着卷入了起义的烽火中。这次起义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完全覆灭，历时九年之久。为了镇压这次农民起义，清朝动员了几乎全部它所能够调动的军队，用了军费二万万两。它的将领们先后上报杀死造反的群众数十万人。这时，清朝的官军，不但八旗，连绿营也已极其腐朽了，战斗力很差。各个地方的地主豪绅组织的武装，即所谓&ot;乡勇&ot;，对于镇压这一次农民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白莲教的来源很久。早在元朝末年，以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为中心的白莲教组织就是发动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力量。到了明朝，白莲教仍然在北方民间暗暗流传着。天启五年（1625年），山东西南部发生过一次白莲教的起义。清朝乾隆年间，官方发觉在河南、湖北省有白莲教的秘密活动，捉拿了它的几个首领，并且到处进行查究，但终于无法遏止它的起义。

白莲教起义军是在传统的宗教迷信外衣下的一次单纯农民战争。它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在湖北发动起来的和在四川发动起来的，各有几个领袖。他们分股各自活动，旋分旋合。这一股被官军消灭以后，另一股又在别处发展起来。虽然官军疲于奔命，但是起义军也因而不可能造成更大的声势。在官方的奖励下，各地方的地主豪绅招募乡勇，结寨筑堡，坚壁清野，起义军的活动也就愈来愈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