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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会晤开始时，柯利达向我转交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我的一封信。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体意见，是一份详细的清单。我同第三位英方谈判对手的交往，就这样通过信件交换而开始了。

在我的外长任期内，一共与五位英国外相打过交道。除了这里提到的三位，还有里夫金德和库克。前四位都属保守党政府，只有最后一位罗宾&iddot;库克外相属于工党政府，与他首次见面时已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了。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时间最长的，就要算是这位赫德外相了。从1989年底开始到1995年中，我们交往了近六年，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双方围绕香港政制问题争执最为激烈的时期。我们通过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持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风波后的新形势下，英方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主意。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双方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过详尽沟通，最后，英方对公布的草案稿已无意见。但在赫德的这封信里，重新对草案，特别是在香港政制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大大提高了要价，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比例。

对于这封信，我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中方同意由双方法律专家进一步交换意见。

七份外交文件

1990年初，形势更为紧迫。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英方有些着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与中方就此事达成妥协。当时，赫德来不及等到与我会晤面谈此事，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我交换意见。那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与中方人员多次接触，转交各自外长的&ldo;信息&rdo;。这虽非亲笔签名的函件，却是书面文件，不是&ldo;口信&rdo;，我们便称之为&ldo;书面信息&rdo;。这种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谈判过程中经常采用。

从1990年1月18日赫德给我来信起，至2月12日赫德来信确认达成共识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交换了七份书面信息。当时，这属于内部磋商，对外严格保密。后来，随着政制问题争执的加剧，双方分别公布了这七份文件。

这一轮交涉的焦点，就是香港立法局的选举安排。

现在，当人们读到这批外交文件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中英双方会为了多几个还是少几个直选议席如此兴师动众呢？

其实，中英双方所争的，不仅仅是几个直选议席的多少，而是香港回归后的主导政治体制。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了解香港政制发展的背景和英国在香港过渡时期制定&ldo;政改&rdo;政策时的基本考虑。

在香港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一直采用由伦敦委派总督独揽大权的政治体制。总督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个局，作为咨询机构。议员都是由港督委任。这是一种行政主导的体制。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声明后，中方就开始着手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设计一套能体现&ldo;一国两制&rdo;的全新政治体制。

这时，英方企图利用香港过渡期，加紧推行所谓的&ldo;代议政制改革&rdo;，想在基本法颁布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影响基本法对未来政制的安排。

&ldo;代议政制改革&rdo;的目标，说穿了就是要把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通过提高立法机构的权力和地位来制约行政机构，并最终把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演变成一个&ldo;独立实体&rdo;，与祖国隔离开来，以利长期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联合声明签署以前，英方已开始了这方面的筹划。联合声明签署后，英方马上启动了政改部署。1985年，先是在香港立法机构通过功能组别（代表不同的行业或专业）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部分议员；然后又在1991年决定选举时再引入分地区直接选举部分议员的新制度；并计划于1995年完全取消委任制，使全部立法局议员都由功能组别、选举委员会的间接选举和地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产生。

在中方就基本法起草工作听取英方意见过程中，英方曾向中方极力推荐过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中方也认为，这种体制适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实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保持稳定繁荣。

同时，中方也赞同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制，立法机构议员最终全部经普选产生。但中方认为，根据香港的实际，民主制的发展应该循序渐进。当时，英方对这一点也是同意的。

基本法的有关内容，就是按行政主导和循序渐进这两条原则拟定的。

1989年以后，英方改变了主意，要大大加快政制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要急速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比例。

直选议席数额的增长速度和比例，便成为当时中英磋商中的焦点问题。

在赫德于1月18日给我来信之前，英方已向中方提出要把1991年直选名额由10席增至20席，1995年再增至24席。这与中方基本法草案设计中的1997年18席的主张差距甚大。如果接受英方的安排，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的政制衔接将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