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权设置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占领的地区只有河南省的大部和湖北省的一部,所以暂不设省一级机构;在原来明朝道一级的管辖地区,取消分守道和分巡道的名称,设防御使一人,主管该地区的行政和治安。各府设府尹,另据事务的繁简,酌情设立府同、府判等官;州设州牧,大州增设州同;县设县令、主簿等官。各级官员都分别颁给印信或札付,逐步走上正规(31)。为了镇压地方上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和其他破坏活动,除在军事要地部署劲兵驻守以外,还在县一级以上地方设立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武职官员,统领地方武装。过去一般史籍中,只注意李自成派设的地方文职官员,便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大顺政权及其前身不重视巩固地方,除孤零零一两名文职官员外没有什么护卫力量。这是不正确的。在地方志和一些文献里,可以查到不少大顺政权地方武装的记载。到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的襄阳政权派设官员的地方,已经北至黄河南岸,南达湖南的澧州、安乡、华容(32),可以说是颇具规模了。
大规模地建立政权机构,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李自成便通过征聘和调集诸生考试,以选拔人材。如占领荆州后,在崇祯十六年正月考试诸生,题为《三分天下有其二》。参加考试的共九十人,中式者七名。首名赏三百两银子,其余六名赏一百两;未中式者也赏给十两以资鼓励(33)。在河南,也移文&ldo;防御使考取生员,一、二等者送伪吏政府选官,又提调府州县在籍乡绅,量材擢用。&rdo;(34)
在军制方面,随着起义军组织上的统一而作了重大的整顿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把起义军划分为担负攻城野战的五营和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的地方军;二、授予各级将领以正式的职称。
先说五营。按照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的记载,可知其大致情形如下:权将军二人:田见秀、刘宗敏(35)。据说田见秀&ldo;为人宽厚&rdo;,能得众心,所以命他&ldo;提督诸营事&rdo;(36)。刘宗敏的主要职责是,充当李自成的左右手,并指挥总部的直辖部队‐中权亲军(37)。
中权亲军:在刘宗敏之下有帅标正威武将军张鼐(38),威武将军党守素副之;帅标左威武将军辛思忠,果毅将军谷可成副之(39);帅标右威武将军李友;帅标前果毅将军任继荣;帅标后果毅将军吴汝义。
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左果毅将军马世耀,右威武将军刘汝魁(40)。
右营:制将军刘希尧(当作袁宗第)(41),左果毅将军白鸣鹤(42),右果毅将军刘体纯。
前营:制将军袁宗第(43),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右果毅将军田虎。
后营:制将军李过,左果毅将军张能,右果毅将军马重僖。
贺锦也被任为制将军,&ldo;在诸将之右&rdo;(44)。
以上就是吴伟业所说的&ldo;五营二十二将&rdo;(45)。五营是肩负攻城野战的主力,随着农民革命的迅猛发展,起义军占地日广,许多原属五营的将领也转变成了镇守地方的大将。《绥寇纪略》说,&ldo;凡进战,视中权所向,四营制将军各率其偏裨以从&rdo;,不符合事实。当时李自成起义军兵员已达百万,各营在作战时基本上是独当一面,不是什么&ldo;视中权所向&rdo;一哄而上。彭孙贻记&ldo;百万之众,惟闯马首是瞻&rdo;(46),也反映了类似的错误。下面通过对起义军进军情况的叙述时,将继续阐明这一点。
再谈分镇地方的军队和主将的情况。由于李自成起义军当时占地日广,设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在兵力对比上也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早先的随占随弃的流动作战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李自成便开始部署将领统兵镇守地方。襄阳时期,受命分镇地方的情况在《绥寇纪略》中是这样说的:
&ldo;其次则分地以定卫帅。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烧夷之,无意守。既渡汉江,长驱入荆,念天下莫予难者,谋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渐以及于汝宁。而增置卫帅十有三人。襄阳者,贼之腹心根本地也,设襄阳卫,左、右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各领三千人为久戍(原小字注:又有杨彦昌守襄阳)。荆州,襄之上游,设通达卫,用任光荣为制将军,配以六千人守荆州。彝陵,楚蜀之门户,分通达卫左、右威武将军蔺养成、牛万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张礼水师六百人共为守。守荆门者,都尉叶云林,本郏县诸生,所将止六百人,则以荆门有彝陵为之蔽也。马守应于已贰,改用威武将军王文耀,配以荆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置扬武卫,以果毅将军白旺守安陆。而献陵,我师所必争,即左营都尉马世泰为分驻。又以威武将军谢应龙守汉川,防左帅之泝流而上也。汝宁卫威武将军韩华美守信阳,北扼孔道。均平卫果毅将军周凤梧守禹、郑二州,西备关中。&rdo;(47)
这段记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也有不少遗漏,但是基本上勾画出了李自成在襄阳时期为巩固地方所作的军事部署。后来的事实表明大顺军在湖广和河南屯驻的镇守军队,对于官军的进犯和当地官绅地主的叛乱活动,是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保卫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基本上稳定了后方的局势,从而保证了大顺军主力在西北、华北的胜利进军。直到一六四五年李自成在优势清军的攻击下从陕西败退时,这些地方仍然处于大顺政权的管辖之下。事实证明,那种认为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不重视巩固地方的观点,是违反历史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