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即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得到革命的改造,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高潮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以至于堕落为反革命鹰犬。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作了准备。
第四节谷城、房县&ldo;受抚&rdo;的透视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ldo;受抚&rdo;骗局的人很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ldo;招抚&rdo;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作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ldo;受抚&rdo;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ldo;受抚&rdo;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北谷城和房县&ldo;受抚&rdo;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ldo;受抚&rdo;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ldo;受抚&rdo;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箚付(38),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39);明湖北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ldo;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rdo;,熊文灿等人&ldo;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rdo;。张献忠却一味推托,&ldo;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rdo;&ldo;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rdo;(40),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ldo;受抚&rdo;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ldo;受抚&rdo;期间仍然&ldo;人不散队,械不去身&rdo;(41),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ldo;又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rdo;(42)&ldo;买马制器,日夜整办,惟恐不及。&rdo;(43)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ldo;受抚&rdo;并没有&ldo;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rdo;(44)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ldo;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rdo;(45)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ldo;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箚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rdo;(46)&ldo;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rdo;(47)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48)。又&ldo;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rdo;(49),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北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ldo;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rdo;(50)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ldo;受抚&rdo;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ldo;海盗&rdo;勒索到大批财宝。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伎重演,贪求无厌,&ldo;责赂黄金蹏褭千,珠琲盈斗,他瓖货累万万。&rdo;(51)张献忠对部下笑道:&ldo;这是把我当作郑芝龙了。&rdo;(52)他已经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则是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无穷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仅是勒索财货,一些对起义军怀着疯狂仇恨心理的人,还一再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张献忠部屯扎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加以歼灭。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竟准备用下毒的办法谋害张献忠(53)。地主阶级把已经&ldo;受抚&rdo;了的张献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