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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43）胡秉虔：《甘州明季成仁录》卷四。

（44）同上。

（45）康熙十九年《安定县志》卷五，《风土?灾变》。

（46）康熙二十六年《金县志》卷下，《宦绩》。

（47）《明史》卷二六三，《林日瑞传》;《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

（48）康熙二十五年《兰州志》卷三，《杂记志?拾遗》。

（49）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按，这句话在《钦定明史》中被删去。

（50）《绥寇纪略》等书，都说义军攻克甘州时&ldo;杀居民四万七千&rdo;。清胡秉虔辑《甘州明季成仁录》引《天山雪传奇》，说死者只有一万多人，并且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义军攻入甘州后，经过了一番巷战，死的人多一些本在情理当中。封建史籍常常诬蔑农民军&ldo;嗜杀&rdo;，&ldo;屠城&rdo;，多系造谣不实之辞。甘州的记载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5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二，《陕西八》写作祁廷栋。这里是根据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2）大顺军把祁廷谏押解到西安后，没有及时惩处，后来清军攻占西安，祁廷谏得以逃脱，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袭指挥使。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3）关于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的问题，一般史籍都说他当时称的是大顺国王，到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称帝。但是有一些记载和迹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时可能已经称帝。如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记:&ldo;自成遂以西安为都，僭称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rdo;有的书上说李自成自称大顺国王，却追尊七世祖为帝，妻封皇后，未免太不合情理，两者必有一误。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请参看拙稿《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六期）。

（54）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事纪》。按，关于大顺朝避讳的规定，各书记载不尽相同，以《肥乡县志》最明确。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记自成曾祖名世辅，讳为世福；祖父名海，讳为彙，父名守忠，讳官寸衷；自成讳作奋威。如果《肥城县志》所记确为大顺政权当日颁布的诏令，那么，自成曾祖名世辅的说法就不可信了。另外，县志中所列十字中的&ldo;受&rdo;字，疑为守字之讹。

（55）《甲申传信录》卷六。

（56）岳侯姓名待查。此人后来在联合永历政权抗清时，病殁于广西梧州。

（57）冯苏《见闻随笔》记&lso;确山伯王根子&rdo;;康熙《延绥镇志》记&ldo;王良智为确山伯&rdo;。良、根形近，智、子音似，大约是王根子投降大顺军后以其名不雅，改为良智。谭吉璁在《延绥镇志》里，凡遇良字均写作俍，如左良玉也写成左俍玉。

（58）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卷二○，《杂记》中云：&ldo;甲申，僭封陈荩为京山伯&rdo;。按，陈荩时任大顺政权扬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防御使，在镇压地主阶级叛乱中功绩显著。

（59）封爵的记载主要根据《绥寇纪略》和《见闻随笔》，参考了一些档案文献，大顺政权所封的爵位，史籍中漏载和没有查到的还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临汾县志》，都记载李自成曾经派恒山伯（一作衡山伯）驻守平阳府，恒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申传信录》卷六，说李自成封明朝投降总兵牛成虎为伯，伯的封号尚有待于查考。此外，李自成建国以后还给一些明朝投降将领封爵，如马科封为怀仁伯，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60）《国榷》卷九九。《清世祖实录》卷二五作&ldo;山西临汾知县、伪授两河巡按御史刘达。&rdo;两河即河南省。

（61）《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二五二页。

（62）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内，说大顺政权&ldo;分天下为十二州，如舜典焉&rdo;，无法从各种史料里证实，疑为传闻之误。又《延绥镇志》等书云自成改&ldo;布政曰统会使&rdo;。从现在所见到的大顺军政权地方宫员材料来看，节度使和防御使可考者甚多，独不见有何人曾任何地统会使，疑不确。郑廉《豫变纪略》卷六，述自成西安建国时&ldo;有六政府、安抚使、防御使、权将军、制将军等号&rdo;，并云有一山西人原为明朝汝州知州，&ldo;降于贼，后为伪安抚使。&rdo;考大顺政权所设官职，无所谓安抚使，当系节度使之讹。明后期冗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级文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参政、副使等副职，大顺政权唯设节度使一人。当有裁冗就简之意。

（63）《甲申传信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九说，大顺政权&ldo;易印为信&rdo;。

（64）目前所知大顺政权印信实物有夔州防御使符，辽州、金乡、清源、仪陇、工政府屯田清吏司的契，长方形的&ldo;通政司右参议之记&rdo;；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造的&ldo;三水县信&rdo;和不详铸印时间的&ldo;商洛防御使信&rdo;。估计可能是李自成败回西安以后，各地符、契丧失太多，为了防止弊病，重新颁发了官印，改符契为信。参看《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载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