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姑娘报告了林场派出所,并说以前曾在她姨家所住的林场看到过这个人。
倪宏男很快被抓获了。
当林场派出所捎信让倪贵到派出所来一趟时,倪贵脑袋嗡地胀得老大。派出所所长开始并没说明找他干什么,而是旁敲侧击,问他为什么搬到林区成为没户口的盲流,想通过他了解一下兜宏男是否还犯有其他罪行。倪贵也没想到儿子身上去,儿子经常几天不回家,所以被派出所抓走他并不知道,而是以为自己十多年前的事终于找上门了。他一下子交待了自己抢劫的事。
所长当然没打断他,还表扬了他能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给他倒了一杯热水,让他慢慢说。
他脸上大汗淋漓,最后说:“当我从轨道路基旁下来陷进雪地里的泥坑时,我就预感到早晚要出事,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你们还是找到了我。”
当所长告诉他,倪宏男因强奸被拘留,让他来是请他代表家属签字时,他一下瘫在地上。
后来所长向倪宏男:“你父亲十多年前抢劫过一个妇女,你知道么?”
“知道。”倪宏男干脆地回答。
“我那时十岁了,我爸回来和我妈说了,我躺在炕上没睡着。我妈吓坏了,我爸说没事,他抢那女人时脸上围着手巾了,她认不出是谁。”
“你强奸小姑娘时脸上也蒙上手绢是不是和你爸学的?”
他低头不语。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仿佛有一种冥冥中看不见的轨道,那条轨道规定了人应该在道德、纪律、法律划出的范围内生活,一旦偏离这条正常生活的轨道,下面就是泥坑。
倪贵十多年前的抢劫犯罪,把他的整个家庭带进了畸形的生活之中。孩子从小无父亲的严格教养照看,父亲为补偿没尽职责的过错,又溺爱孩子,使他们从小养成好逸恶劳、爱花钱的坏习惯,甚至最后连犯罪时也学父亲用手绢捂着脸。所谓的“报应”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倪贵、倪贵的儿子倪宏男确确实实是受到了背叛正常生活的惩罚。
司法机关办案人曾问倪宏男:“你年轻轻的,身体又这么好,干点什么活不好,为什么犯这种罪,难道你就不怕受到法律的惩罚?”
“活着没什么意思。”他嘟囔着答道。
可当一审法庭宣判他被判死刑时,他站在台上,不觉忽悠一下,差点没倒下,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用绝望的声音说:“我上诉。”
由于他的路劫、入室强奸犯罪,附近几座山上的居民被搅得不得安宁。那个走在山路上还复习功课的姑娘,本来学习成绩很好,她被吓得一个多月晚上睡不着觉,高考只参加考了一科便不再考了;小学校每天提前放学,有的家长放下农活接送自己的女儿;受到他摧残的小姑娘在本地长大了无法嫁人,不得不举家远迁……倪宏男死有余辜。
当倪宏男被拉到大墙下,一个公安人员给他拍照时,他有些明白了。他瞪大茫然惊恐的眼睛望着院子里的法官、检察官。
当法官宣读了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的判决后,他还顽固地抱着希望。
“法官,我看看判决书行不行?”
法官把判决书递给他,他用戴着手铐的双手颤抖地接过来,看了好半天,才将判决书还给法官:“我把自己糟蹋了!”
“我父亲咋判了?”
“你父亲按法律规定超过追诉时效了,不判了。”
他并没有抱怨他父亲,也没说不该判死刑。他也并不是天性阴险狡诈、死不认罪的罪犯。两行泪顺着他眼窝滚下。
“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法官问他。
“我想穿一套和尚服。”法官莫名其妙地看看检察官。
检察官也是一个年轻人,年龄与倪宏男相仿,但他已是一个副科长,大学毕业,办过多起死刑案,今天他代表检察机关执行刑场法律监督。同样在阳光下生活,不同的生活道路却把不同的人生引向不同方向,幸福或痛苦,蓬勃向上或落入死亡枯井。
“你为什么想到要穿和尚服?”年轻的检察官问道。
“我还没结婚,下辈子也不想女人了,我穿着和尚服走。”
死到临头才知悔。晚了。
“这不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再说也没时间给你做和尚服了,给他找一件新棉袄吧。”
法官让看守所所长找一件新棉袄给他换上。
“你和别人有没有经济来往债务?”
“没有。”
“你对父母、兄弟有什么话说?”
“请政府转告我弟弟,让他守法,别像我,告诉我妈……告诉她白养我这么大……那些年……”眼泪涌出他的眼眶。他咬住嘴唇,“没有了。”
刑车前由三辆摩托和一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开路。郊外风很大,卷着飞雪在公路上打着旋儿。远处白茫茫的雪一片。
刑场就在郊外公路旁的一个坑下。火葬场一辆汽车也停在路旁,它将把倪宏男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火化。
一个圆圆的枪口“啪”地一声,给倪宏男的人生画了一个十分污秽的句号。他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