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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4）。培良（2）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3）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4）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5）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6）两篇。第三篇斥朱湘（7）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8）。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2）培良向培良（1905—1961），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3）《莽原》参看本卷第79页注（6）。（4）“琴心”的疑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ju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5）孙伏园（1894—1966）参看本卷第48页注（5）。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6）《槟榔集》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7）朱湘（1904—1933）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糙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8）济慈（j．keats，1795—1821）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2），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3）；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4），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复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一九年二月十三日，补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郑孝观，后改名宾于，四川酉阳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北京中俄大学讲师。

（2）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糙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后孙伏园在发表郑孝观的《雷峰塔与保俶塔》时附有“伏园敬案”，说：“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我不但不想来推翻并且也无法来推翻”，并表示“恭恭敬敬的向鲁郑二先生道歉”。但他又引用《西湖指南》和《游杭纪略》的记载，证明雷峰塔并非保俶塔。

（3）《涌幢小品》明代朱国桢著，共三十二卷。内容多是明代典故以及史实考证。该书卷十四有关于保俶塔的简单记载。（4）《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又《志余》二十六卷，记述西湖名胜古迹、民间传说、掌故轶闻等。田汝成，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2）。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