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任育种队长期间,每天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
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在往返的途中,必须经过公社化工厂女工宿舍住地。
有一次在回来的途中,车后夹着的一本书不小心掉了下来,被一个女孩捡到了。
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她已经将书拿在手中,腼腆地走上前来,叫着我的名字问:“甄皓,你怎么天天打这里过?”
她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一时之间竟语塞了,只是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声“谢谢你”!
“你这人倒挺客气。”她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她调皮地回答。
我又问:“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她更加调皮地回答:“大名鼎鼎怎么会有人不知道,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看过你的信呢?”
听到她这句话,我的脸顿时唰的一下红了。正在我尴尬无语的时候,后面有人叫道:“小刘,快过来,有人找你!”这女孩转过脸再次和我彼此对视了一下,我也再次道了一声谢谢,然后推着车子走了。
我推着车子,一边走一边心里犯嘀咕:这位姓刘的女孩,怎么会看过我的信呢?我又没有给什么人写过信啊,她怎么能口出此言呢?这可不像在开玩笑啊!
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脑海里忽然闪起前不久在公社召开团委委员会议的时候,我曾和钟萍委员在会场上开过一个玩笑的过程。
钟萍是本公社常集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也是一名年轻党员,和我在同一时间当选为公社的团委委员。
经过几次会议的相处,我们彼此逐渐熟悉起来。我了解到她和我同龄同岁。
在会议休息期间,一些年龄较大的委员们总是喜欢拿我们开玩笑。后来,方知堂书记干脆当着我们的面,撮合我们建立恋爱关系。然而,钟萍并没有强烈反对,只是微笑着默认了。
中午休会的时候,方书记带着一抹狡黠的笑意催促我主动些,那目光像是看穿了我心底潜藏的一丝羞涩与期待。
于是,下午继续开会时,我像是被一种微妙的力量驱使着,撕下一张纸,笔尖在纸上划过,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写道:“钟萍美女,方书记他们在开玩笑,不知你是否愿意当真。如果你有意与我相处,下次开会时请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如果你没有这个意愿,就当这是一张废纸扔了,我们仍以同志相处。顺致,敬意!甄皓。9月18日中午。”
写好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纸条叠起来,像是捧着一颗脆弱的心,递给了她。
等到第二次开会,我们的目光偶然交汇,那一瞬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电流在空气中穿梭,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地避开了视线。
以往开会时,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可从那以后,中间像是隔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我们一般都会隔着几个人坐。我当然想到钟萍肯定是把我写给她的便信当废纸扔了。
方书记等人从此以后也识趣地不再开我们的玩笑了。
可事后多时,我常常陷入深深的后悔和羞愧之中。我懊恼自己当时怎么就听了方书记的撮合,写了那张纸条呢?这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泛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
这个刘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要知道,除了给钟萍写过那个便信,我还真的从未给别人写过类似的东西。
钟萍这人怎么能这样不尊重人呢?扔就扔了,还能当着戏弄别人的资本吗?这个疑问像一只小虫子,在我心里不停地挠着,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第二天,我怀着满腹的疑惑向妇联主任的女儿方吉银打听情况。
果不其然,就像我心中隐隐担忧的那样,这位刘姑娘所看的正是我写给钟萍的那封便信。
事情的真相如同一个荒诞的故事。钟萍当时正在和刘姑娘在部队当兵的弟弟谈恋爱,两人的关系已经基本确立。
她为了让刘姑娘知道她和其弟弟的相爱是真心且唯一的,竟然把我随手写的便信拿给刘姑娘看,还征求她意见问是否要回信。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对我的极为不尊重或嘲讽。
我的信就像一片被随意丢弃的树叶,肯定是被当作废纸扔掉了。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刘姑娘亲口告诉我的事实。
当时的我,对钟萍的做法感到无比困惑,这种困惑就像一团迷雾,在很长时间里都笼罩着我,让我无法理解她,更无法原谅她。
方吉银误把我打听刘姑娘是哪里人的事,当作我有心求爱的动机,将这件事告诉了刘姑娘。
几天后,当我再次经过女工宿舍时,被几个姑娘喊到了她们宿舍门前。那场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我站在那里,像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在接受她们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