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冶不经常来机关上班,他是作家,工作就是在家里写作。常冶只是偶尔来机关开一次会,或者别的什么事才匆匆地来一趟,然后就走了。常冶似乎从来也没到门诊部来过,仿佛常冶从来不生病。
那一天,她听同事说常冶来了,就在二楼的会议室里开会,不少没见过常冶的人都上楼去看常冶,他们的门诊部在一楼。她没有去,不是不想见常冶,而是觉得那样看人家有些不好,扒着门缝看人家像什么话。其实她很想看常冶,她想象不出一个能把一部爱情故事写得让人肝肠寸断的人,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直到中午时分,会议结束了,常冶从楼上走下来,她隔着窗子在人们的指点下,认识了常冶。常冶四十多岁的样子,脸孔很白,不像一般文人似的都戴着眼镜。但在马萍的眼里常冶是最像作家的人了。如果,只是这么认识常冶也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有一天,常冶突然来到了门诊部,另外两位医生去领劳保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坐在桌后,他别无选择地来到了她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她竟有几分紧张,睁着眼睛望着他。
他坐在那里,也很认真地望着她看了几眼,然后声音柔和地说:我叫常冶,就是文联的,我来开点药。
为了让她相信,还要去兜里掏工作证。这时她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作家。
常冶就笑了笑,笑得很腼腆。常冶就说了自己的病情,她又问了问有关情况,便给常冶开了几种药,常冶拿完药,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常冶走后,她坐在那发了半天呆,她突然想起来,有一味药开错了,应该是另一味药才更适合常冶的病。如果换了别人,马萍不会担心也不会着急,反正不对症的药也吃不死人,不管用,下次再来开就是了。而对常冶她就担忧了起来。她认为常冶的工作很重要,病一时半会治不好,就会耽误他写作,在她的心里,写作是很重要,很神圣的事情。于是,她就急三火四地去了楼上的办公室,查找常冶家的电话号码,于是打通了电话,过了半天,常冶才接电话,她把情况在电话里说了,希望常冶能来一趟,她给换一味药。常冶就说:算了,又不是什么大病,不吃药过几天也许就会好了。
常冶越是这么说,她越是感到对不住常冶。她回到门诊部,就是忘不了这件事,心里七上八下地老是想着那味药。终于,她忍不住又上了一次楼,查到了常冶家的住址,不是文联宿舍,文联宿舍她熟悉。中午的时候,她带上那味药找到了常冶的家,常冶见到她很吃惊,她说明了来意,并把那味药拿出来时,常冶就更吃惊了。接下来就是万分的热情,拿出水果让她吃,她没有吃,只是打量了一下常冶的房间。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住人,一间是常冶的书房,书房的门开着,一台打开的电脑放在书桌上。她知道,常冶在工作,忙起身告辞了。
常冶一直把她送到楼下,并要开车把她送回机关,在马萍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没有送她。但他还是一再说:马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叫她马医生让她感到有些吃惊,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见过面,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姓名呢,一路上她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直到回到门诊部她才恍然明白,原来在常冶开药的处方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看来他真是个有心人,为了他记住了自己的名字,她竟感动了好几天。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常冶突然给她打来一个电话,说是为了上次的事情,中午要请她吃饭。还没等她推辞,他就在电话里说:马医生,你别推辞了,二十分钟之后,我去接你,你在机关马路对面等我就行。
在这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马萍的脑子乱成了一团,她做梦也没想到常冶会请她吃饭,面对那么有名气的一个作家,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站在马路对面,还没有想清楚,常冶开着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她坐上车,一直到下车,走进一家饭店,脑子仍然很乱。
那顿饭,她吃了些什么,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说了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常冶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并不停地让她吃这尝那的。直到常冶开着车又把她送回到机关门口,她才清醒过来说:谢谢你请我。
常冶笑着说:是我谢你才是。
接下来,她就是兴奋。几天之后,她突发奇想,应该回请一次常冶,礼尚往来嘛,人家请你了,怎么着也得意思一下呀。这一想法一经产生,便不可遏止了。她偷偷跑出去,用公用电话给常冶打了个电话,有些语无伦次地把意思说了。
常冶就在电话里笑着说:你请我?这怎么行,要不你来我家,咱们一起做饭吧。
她说什么常冶就是不同意让她请客,没办法,她只好妥协了,去他家做饭。这是第二次走进他的家门,她赶到的时候,他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那顿饭,两人吃得都很愉快,常冶不住地夸她做菜的手艺,并说自己许久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菜了。直到这时,她才知道,常冶的夫人在国外已经学习工作几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的迹象。平时,常冶不是吃方便面,就是速冻饺子。她就从医生的角度说了许多营养的重要性,他表示赞同,但还是总结性地说:不是没时间,一个人懒得做。
她听到这,心里沉了一下,竟鬼使神差地说:要不,中午我来帮你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