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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1页）

我当时不知道统帅部和方面军首长的计划，但我始终坚信，我们将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ldo;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rdo;我对伤员们说：&ldo;不可能放弃！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rdo;

但是，当人们问我，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我却无言以对。

伤员们躺在露天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尘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饮食没有保障。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在一个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他们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惫不堪。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我一眼，又继续工作。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一定非常疼痛，但他只是呻吟，没有喊出声来。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我感到头晕，感到有点恶心。这里也是前线呀。

夜里，我们渡过了伏尔加河。

河的右岸大火熊熊，火光不仅照亮了河面，也照亮了左岸。行车可以不开大灯。我们沿蜿蜒的道路行驶，有几次几乎是沿河边走。有时德军炮弹飞过城市和河面，落在左岸。这是法西斯在有目的轰击从东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没有经过战阵的人会以为，在这火光冲天的城市里，已经没有生存之地了，一切都被毁灭了。但我知道，在河对岸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一场气壮山河的战斗。

我们一行4个人：我、我的副官i&iddot;a&iddot;克利莫夫、司机卡尤姆&iddot;卡利穆林和传令兵列沃利德&iddot;西多林。

我们午夜时赶到亚梅村，更确切些说，我找到了不久前亚梅村所处的位置。德军用远程炮火和空中轰炸摧毁了这个村子，残破的房屋被我军拆去构筑掩蔽部或当柴烧了。当然，我在这里没有找到方面军司令部，甚至连一个知道方面军司令部现在何处的人都没找到。

记不清我们坐着车在这村子周围绕了多久。大约午夜2时，我们找到了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的掩蔽部，他把我送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军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丛做了巧妙的伪装。值班将军告诉我，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参谋长刚刚躺下休息。召我到司令部来的原因他不清楚，他建议我也休息一下，天亮再说。毫无办法，我只得去找亚历山德罗夫借宿。

战斗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安安稳稳地睡了个觉。战场距这里8‐9公里，与敌人隔着一条伏尔加河，所以我不用担心夜里会发生意外。

9月12日10时整，我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并立即受到司令员廖缅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h&iddot;c&iddot;赫鲁晓夫的接见。

他们向我宣布，我已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并向我交待了任务。

他们的指示大意是：德国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我军不能把斯大林格勒交给敌人，不能继续撤退，也无处可退了。而第62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将军认为，他的集团军守不住城市。

最后，方面军司令员问：

&ldo;崔可夫同志，您怎么理解这项任务？&rdo;

我没想到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也无需多想，因为一切都很明确，不言自明。我立即答道：

&ldo;我们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斯大林格勒对我们全体苏联人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将挫伤人民的斗志。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城市。现在我不提任何请求，但在研究城市形势之后，我将请求军事委员会给予援助，而到时请帮助我。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我决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在那里！&rdo;

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认为我正确地理解了任务。

我们告别了。我想尽快地单独呆一会儿，思考一下，我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我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

走出掩蔽部后，我找到方面军参谋长i&iddot;e&iddot;扎哈罗夫将军，了解第62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的位置。

出发准备很简单。只能带最必需的东西，否则汽车装不下。我命令传令兵列沃利德留在左岸，找到第62集团军后勤部并留在那里工作。列沃利德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没理解我的意思。

&ldo;怎么啦？&rdo;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一切都明白了。我不由地想起他是怎样成为我的传令兵的。

列沃利德当时16岁，是共产党员季莫费&iddot;西多林中校的儿子。战前，西多林中校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时，我就认识他。

战争开始后，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见到了西多林。他是第64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1942年7月26日，西多林中校在顿河渡口旁牺牲。我曾几次见到老西多林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们形影不离，而且彼此长得很像。7月26日晚上，这个小家伙到指挥所来找我，报告说：

&ldo;司令员同志，西多林中校的遗体已运到。&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