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向大皮济河进军的路上,他来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我忍不住问道:
&ldo;你找我有什么事,帕维尔?&rdo;
他终于开口了,讲了自己的忧虑。事情是这样的;革命前,他随全家从彼得格勒迁到距现在的部队驻地仅30公里的坎巴尔卡的工厂。那年3月份,红军撤走时,他的家就留在那里了。杰尼索夫一直忧虑着家庭的命运,一直为18岁的儿子担心,但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团队。去师政治部找还不熟悉的首长提这种个人的私事,他又难以启齿。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见:
&ldo;怎样处理好呢?&rdo;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我当即建议他带上3‐5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ldo;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rdo;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团队继续追击敌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他那副样子很可怕。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ldo;儿子瓦西里……才18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rdo;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iddot;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ldo;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rdo;‐‐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ldo;弹药不够……&rdo;
&ldo;你应该马上去师部,&rdo;他向我建议:&ldo;把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搞清楚……&rdo;
不用说,到了师部,我必须先向师长作自我介绍。因为我的外貌远不象个指挥员。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热天到来,我的手上,尤其是双脚长满神经性湿疹,痒得我无法忍受。所以,我经常好几个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客气点说,这种不平常的装束,会引起师长困惑不解:这个全师最年青的红军团长,怎么打扮得象个从集市上来的小伙子呢?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想起了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要去找师长,而是去找政委。我向政治部走去。首先碰到的障碍是哨兵不让我进楼。
当我向他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团团长时,他回答:
&ldo;这个你随便对别的什么人去说,而不要对我说。&rdo;说完就扭过脸去,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人。看他那整洁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长。我向他打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