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谋财,还要持之正道,去年不可多举……而且十年内,也不可能再达到这一数字。”郑朗说道。
去年官吏进一步减少,各矿坑坊场瘦身,支出也随之减少,但西北发生多次战争,仍让去年开支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余缗,中间还包括程师孟主持陕西水利,使陕西粮食增加,减少的边区粮食动输费用,以及慈善会所得七百余万缗慈善费用因去年风调雨顺,一大半投入到陕西救援受战争波及的百姓。不过去年隐田与举报,制约各大户捐款的积极xìng。但实际替朝廷减压。。。
在节流上,郑朗几乎做到了极致,恐怕换史上的王安石前来,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就是没有战争,也有水利,道路,赈灾等费用支出,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开支,以后宋朝每年正常开支不可能低于一亿三千万了。若是有大灾,或者大型战役,能花多少钱,只有天知道。
还有呢,至今未南郊祭,不可能不举办南郊大祭,一次费用就[会达到两千多万。
数年裁减官吏,差官数量下降到一万八千几百人,职官数量也锐减了六分之一。不过已经四年未荫补了,一旦荫补,一次就会增加两千多名职官,费用又会激增。
但去年收入同样达到一个惊人数字。
。。
郑朗说的非是正道,指的就是猛增的商税。其他的未增加多少,真正增加的只有两税,有一百多万,其他各项要么增要么减,几乎持平,总共增加也不过两百多万。
这是不敛民的表现。
还有坊场钱。得到七百万余缗。河东酒务得钱九百余万缗。然而商税在举报制的督促下,仅是八个月,激增了一千五百万余万缗!这一激增,几乎使去年收入达到两亿一千一百余万!并且激增的是商税与酒务拍卖。以钱帛为主,含金量更高。化成了缗钱,去年一年收入也足足超出两亿缗!这才使去年偿还欠负近七千万缗后,仍然盈余了近九百万。用来准备库存金银的原因。
然而不能公布!
苛征商税来的争议稍稍平息,四路大肆清查隐田风波还没有平息下来,国家收入激增到这等地步,并且主要是苛征商税激增的,那么一波未平息,一波又要兴起。不能公布的还有库存金银的事,银行监因为欠负,似乎遥遥无期,这些年得到大量金银,不仅是倭国。平安监那边带来各sè金属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金银。金银的官方价格未动。实际民间价格开始下调,以至平安监许多契股主动将金银交出来,让朝廷用来铸币。一旦银行监增股消息传出,必须准备一亿多缗实钱,当作交子的保障金,金银价格又会上扬。如果利用得当,暗中进行兑换,或者直接从平安监那边截留,朝廷就可以变相地节约好几百万缗钱帛。相反,成本可能会增加。
手段不正常,收入也不正常。
首先河东酒务,明年不但没有了,而且十年内每年会减少四五十万缗的收入。
坊场钱也会随之减少,两年来坊场钱得到一千多万,可坊场有很多是三年十年,平均起来一年仅有四百余万,还不及史上元丰六百万。相反规模更大,不仅坊场让出来更多,许多坑矿也让了出来。但考虑到才开始实施,让出来的坊场坑矿皆是朝廷盈利不佳的,明知是小吏因素导致,但究竟如何,商人心中没有底气,因此在史上元丰初朝廷也仅得一百余万。长久实施后,坊场钱会更多,但明年必然锐减。
最后就是商税,今年的商税是休想了,五十年内有可能都休想了,就是恢复前年水准,因为税率下调,也未必可知。
但已经很不错了,赵顼兴奋地说道:“持之正则正,郑公,可知陈舜俞奏乎?”
逃税者不但有士大夫,还有许多有势力的大商人,仁宗晚年大臣陈舜俞为此刻意呈上一奏,就曾指出这种情况,富商大贾,水有方舟,陆有结驷,千里间行,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谓征民不征商也。吴蜀万里,关征相望,富商大贾,先期遣人怀金钱以赂津吏,大舸重载,通行无苦。也就是真正能征到商税的仅是些无权无势的中小商人,民。甚至直接指名道姓,说萧山丝绸商人郑昊,积计不税者几万端。也就是最少漏税十万缗以上。因为这个奏折,郑家被盯上了,此次举报,郑家也中枪,赵顼刻意派人暗查,然后公开审理,罚款数额达到二十多万,差一点让郑家家破。
“陛下,民是陛下的民,商也是陛下的民,士大夫更是陛下的民,一个政策若长久有效的落实,必须所有民都认为是好的……”郑朗委婉地劝了一句。
“唉,这个不说了,郑公,西北捷报可看到了?”赵顼问。
“未看到,但听闻了。”
“望风而逃啊,种谔,大宋之猛将也,”赵顼高兴地说。
郑朗摇头,道:“离银夏太近,离绥州太远,防线太长,陛下还是要下诏,让种谔小心为妙。骄傲就是失败!”
种谔马户川大捷,与西夏鏖战于立赏平,种谔让部将高永能率六千骑迎敌,西夏五战皆不利,会大风尘起,于是西夏人望风而逃。消息传回宋朝,所有人先是愕然,后是感到扬眉吐气。种谔遂城罗兀,又与西夏人战于赏逋岭,再败之。因此种谔一边修罗兀城,一边又在罗兀城的河西修永乐城,又在永乐城西南修抚宁故寨,又沿着这一线向麟州方向连修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岭四寨,各相距四十里,接连河东。
七寨一起,西夏国势已危。
但西夏人甘心吗?只要宋朝占据罗兀永乐二寨,两国就会不死不休,否则早晚东横山与银夏二州全部被宋朝占领。现在郑朗还不想与西夏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也未到总决战的时候,并且郑朗更不想将战斗方向放在银夏。而是在西南方向。
然而。就是郑朗说服。此时种谔大捷之下,会听吗?
战争还在继续,对宋朝似乎不利,对西夏更不利。于是郑朗旁观,没有插手。
其实有一些官员虽持着苟和心态,但也看出一些问题。比如罗兀城离绥州一百多里地,道路艰验。偏梁窄狭,难于馈饷,且城中又无井泉供其饮水。相反,离银州很近,只有三十几里地,是大道相连,西夏人可以随时对其发起进攻。
经郑朗提醒后,赵顼派李评与张景宪前往察看。
还有,基础薄弱,非是象陕西其他地方。有一个良好的大后方,绥州的东面就是吕梁山与黄河。绥州本身没有多少能力担负着后勤,必须从更远的地方,将粮食物资一车车花费大量钱帛运来。
为了提供其后勤,朝廷不得不下诏让周边各路支援,监察御史范育到河东后曾上书,说三十万之民转饷于道,其资费五六百万,役人疲于转输,酒户困于折纳,税夫穷于和籴,臣恐民不堪命。其实这一战过后,仅是后勤浪费就达到七百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