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市民的&ldo;天下大同&rdo;同贵族国家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商品周转越快,工厂企业的规模越大,工商业家的生活就过得越好。而商人越富,他们投资的领域越多,给国家带来的收入也就愈丰。
归根结底,市民的&ldo;幸福&rdo;,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有多大一部分为国家所提取。
事实证明,市民要&ldo;安居乐业&rdo;而国家要花钱(打仗、建设海军修建城市和要塞无一不要钱),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的&ldo;利益&rdo;就成了国家的牺牲品。在十八世纪初的近二十年中,国家征收的种种苛捐杂税和加在人民头上的徭役,使许多商人破了产。只是在彼得死前六、七年里,他才恩赐工业家以多种重要的优惠和特权,其中包括给予大企业主免税经营其产品和工厂购买农奴作为劳动力的权利,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此外,还免除了工厂主对军队承担的徭役和运输徭役。当然,这种优惠只限于居民中一小部分人享用。对其他市民来说,&ldo;安居乐业&rdo;就是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也渗透到修道院,从而使静修人士的整个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修士们饱食终日的生活和宏伟华丽的教堂,无不是由修道院农奴的劳动提供的。修道院的领地从来就是国家和地主垂涎的一块肥肉,五根不清净的修士,常受到严厉的训诫。但是对待他们的制裁并不严厉,充其量不让修道院扩大地产和免于披露修道士不守清规的恶行而已,彼得也强迫下层僧侣为国家利益服务。只要对比一下两份相隔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署名沼令,就可以看出彼得对修道院憎团的生活条件的坚定态度。在1701年的一份诏令里,他提出修士应遵从古制;自食其力,营集体生活,并以双手劳动所获供养为数众多之乞丐。他批评时下的修道士&ldo;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奢侈&rdo;。在1724年的诏令里,彼得指出多数修道士营寄生生活,游手好闲,俗念未断,而在出家之前,他们是&ldo;三重身份的纳贡者:向家庭、国家和地主纳贡&rdo;。
起初,不许修道院购买和交换土地,后来又褫夺了它们有支配自己领地收入的权利。分配给修道士的口粮极其微薄,不论大主教还是普通修士都同等对待,此外他们不得在净室内设文房四宝。规定男女修士均应当有一技之长,如做木工、画圣像、纺纱、刺绣、编织花边以及从事其他&ldo;不妨碍出家生活&rdo;的技艺。在修道院实现的主要的革新项目是:各修道院有义务用本身收入赡养老弱病残的士兵和军官并向学校提供经费。在推行这些革新时,彼得评论说:&ldo;我们的修道士养得太肥了。通向天堂大门的途径是:虔诚、茹素和祈祷。我要用面包和水而不是用鲟鱼和美酒为他们扫清去天堂的路。&rdo;
在彼得时代,贵族不能再在庄园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了,他们要在陆军和舰队里服役,在战场上出生人死,同瑞典国王训练有素的军队打仗。贵族不得不穿上军官制服,在营房和办公室里忙于公务,他们把这种当差视为能使他们倾家荡产的沉重负担,因为当了这种差,他们的庄园产业就无人照顾了。
许多贵族千方百计逃避这种勤务,就象逃避彼得所规定的另一种义务‐‐学习一样。
彼得兴办的一些学校很象兵营,学生们则象新兵。普通学校和培养高级专家的学院,都强迫贵族子弟去入学就读。当时有人说,&ldo;在偌大一个俄罗斯,哪个名门望族都必须承担将八至十八岁的子弟或其他亲属送到海军学院去就读的义务。&rdo;
大批贵族子弟曾被送到国外去留学。起初这些青年人主要是学习航海、造船和军事,后来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绘画、园林建筑和东方语言等。沙皇对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留学生大力褒奖、1716年4月,彼得接见了准备去意大利深造的一批画家。为此事他还写信给在但泽的叶卡捷琳娜打招呼说:&ldo;吾已晤见贝克列米舍夫与画家伊万。俟其抵达你处时,可请求国王命该画家为其下属画像&rdo;,沙皇在信的末尾还提上一笔:&ldo;务令人人知晓,我国民间亦有优秀之艺术大师。&rdo;沙皇信上提到的&ldo;画家伊万&rdo;即指神甫之子伊万&iddot;尼基丁,一位天才的肖像画家,在前往意大利留学之前,在绘事上就已脱颖而出了。
在国内兴学办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这样一来,俄国人就逐年充实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队伍,一反过去完全依靠从由外聘请专门人才的老例。此外各类学校的学生入学总数,就当时的规模而言,还是很可观的。航海学校的编制规定,该校要培养五百名学生。这一定额在1705年已经达到。海军学院有三百人入学,在工程学校就读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外还有数十人在专门医科学校学医。在乌拉尔,工人子弟在矿业学校里学习矿业知识。
学校网的建立首先使军官团摆脱了对外国人的依赖。早在远征普鲁特之后,彼得就命令二百多名外籍将军和军官退役。各军团中外籍军官的数目,已经不超过全部军官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年以后,对外籍军官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凡考试不及格的,通通都被解雇了。结果,在二十年代,军官团的十分之九都是俄国本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