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交给你们了。我去小超市再买些杏。”
接着,她在我眼前晃了晃手里的钥匙,那是我放在门口收纳盒里的迷你库珀车钥匙。
“托马斯,我开你的车去。我的车被马克西姆的挡住了。”
“等一下,安娜贝尔,我马上把车挪开。”
“不,不用,我还得去趟商场呢,来不及了。”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坚持说道:
“这样一来,托马斯就没法像个小偷一样逃跑了,更不能对我的杏肉水果馅饼置之不理。”
“可我得出去一趟。我需要用车!”
“你开我的好了。钥匙就在车上插着呢。”
母亲就这样走了,完全没给我留任何反抗的时间。就在马克西姆从布口袋里掏出玩具哄孩子时,我的手机在桌上嗡嗡振动起来——一个陌生号码。我心存疑虑地接听了来电。是克劳德·安热万,《尼斯早报》的前主编、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良师益友。
那人还算热情,但太话痨了。他告诉我他住在杜罗河畔,用了足足五分钟向我吹嘘葡萄牙这个地方有多美。我把他拉回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上来,想探探他是否相信官方的说法。
“肯定不是真的,但又没法证明。”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不管是警察、记者,还是她的家人。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
“怎么讲?”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我想和你说的不是什么细节,而是很大的东西,一种没人看见、但又把调查变得无疾而终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虽然他的话语很模糊,但我却听懂了,并且同意他的看法。这位老记者继续说道:
“斯特凡纳跟我说,你想知道是谁给那两个舞者拍的照片,对吗?”
“对,您知道是谁吗?”
“当然知道![4]是个学生家长,伊夫·达拉纳格拉。”
我对这个姓有点印象。安热万帮我理清了记忆:
“我查了。他是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的父亲。”
听他这么一说,我模糊地忆起了弗洛朗丝·达拉纳格拉。那姑娘爱运动,个子很高,估计得比我高十厘米。我参加数理化会考那年,她正在读生物毕业班,但我们一起上过体育课,甚至还有可能在男女混合队打过手球。然而关于她的父亲,我却没有任何印象。
“是他自己拿着照片来找我们的,那会儿是一九九三年,就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失踪事件的文章后。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照片,后来使用了很多次。”
“是您对照片做了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