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擦了擦眼泪,可它们还在继续流淌。我感动于他们隐秘的生活,和那段只属于他们的别样爱情。说到底,真正的爱情难道不正是游离于一切世俗之外吗?这种纯粹的、接近于化学反应的爱情,弗朗西斯和我母亲曾真正经历过,而我,只是通过书籍幻想过而已。
墙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很小,颜色棕紫,是一张非常老旧的班级合影,拍摄于一座小镇的广场上。照片上还用羽毛笔记录着时间和地点:蒙达奇诺,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孩子们坐成三排,看起来十几岁的模样。所有人的头发都像乌木一般黑,除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头金发,目光清亮,和大家的距离稍稍有些远。每个孩子都看着镜头,除了一个小男孩,他脸蛋滚圆,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时,弗朗西斯转过头去,眼里只有那个奥地利丫头。那个学校里最美的女生。他们的故事已然被这张照片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童年,在那座见证了他们成长的意大利小镇里,一切早已注定。
我走上原木悬梯,来到了卧室。我抬眼望去,二楼的格局尽收眼底:一间宽敞的主卧、几间次卧、书房、衣帽间、土耳其浴室。与一楼相比,二楼遍布的落地窗更是打破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这里的视野堪称绝美。森林近在咫尺,小河流水与簌簌雨声融为一体。玻璃露台通向一座透明盖顶泳池,从泳池望去,可以看到蓝天和一座悬空花园,园内种有紫藤、含羞草和日本樱花。
有那么一会儿,由于害怕面对即将发现的秘密,我差点折返出去。但时间紧迫,容不得拖延了。我推开卧室的旋转门,走进一个更加私密的空间。又是照片,但这回全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每个年龄段都有。一天下来,我始终有种感觉,而且,随着调查的推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想要查明雯卡事件,首先需要调查的,是我自己。
最老的一张照片是张黑白照。贞德妇产医院,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托马斯出生。一张超前的自拍。拿着相机的是弗朗西斯。他紧紧拥抱着我母亲,而母亲怀里则抱着刚刚产下的婴儿。那个婴儿,就是我。
令人惊愕,却不容置疑。真相好比一记耳光,重重打在我的脸上。我胸中顿时涌起一阵波涛。浪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令我浑浑噩噩。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各归其位了,但个中代价却是残忍、痛苦的。我死死盯着那张照片。我看着弗朗西斯,觉得仿佛是在看镜中的自己。这么久了,我怎么能一无所知?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为什么我从没觉得自己是里夏尔的儿子,为什么我始终把马克西姆视为兄弟,为什么每次有人攻击弗朗西斯时,一种动物的本能都会让我与之针锋相对。
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下,我坐到了床边,擦拭泪水。知道自己是弗朗西斯的儿子让我如释重负;然而,想到我再也无法和他说话,心中不禁生出无限遗憾。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里夏尔知道这个秘密和他妻子的双重生活吗?也许吧,但也不一定。也许,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只鸵鸟,并不清楚安娜贝尔对他数次出轨如此宽容的真正原因。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卧室,但又走了回去,想拿走那张在妇产医院拍的照片。我必须带走它,它能证明我来自何处。掀起相框时,我发现墙里嵌有一个小保险柜。数字键盘提示我输入六位数密码。难道是我的生日?我其实完全不相信这样就能打开保险柜,却忍不住想要试一下。有时,想当然不见得行不通……
咔嚓一声,保险柜门开了。钢材柜身并不是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掏出了一把手枪。就是那把弗朗西斯在受害时没来得及用上的枪。在一个小帆布袋里,我发现了十几颗三十八口径的子弹。对武器,我从未有过兴趣。一般来说,我比较反感这些东西。但为了给我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我曾硬着头皮做过些研究。我掂了掂这把手枪。厚重、结实,应该是把老式的史密斯-韦森36左轮手枪。就是那款家喻户晓的“警长特别版”,木质枪托、钢质枪身。
在这张照片后放一把手枪,寓意为何?说明幸福和真爱需要不择手段来保护?或者,想要得到它们,必须付出血泪代价?
我取出五颗子弹,把弹巢装满,将手枪别在腰间。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怎么开枪,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危险无处不在。有人认为雯卡被人所害,正在清除他心目中的所有元凶。而我,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走下楼梯时,我的电话响了。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接听。凌晨三点打来的隐藏号码来电,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最后,我按了接听键。是警察。昂蒂布警局的文森·德布鲁因局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母亲遇害身亡,我父亲承认,他是杀害她的凶手。
安娜贝尔
昂蒂布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个小镇里。接下来的几分钟,也许将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弗朗西斯在咽气前给我打来电话,用最后的气力说出了半句话:保护托马斯和马克西姆……
那天晚上,我明白,有人回来翻旧账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的恐吓、危机与死亡。此后,通过报纸上的文章,我了解到弗朗西斯在离开前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也随即明白,那桩旧事只能在鲜血和恐惧中结束,一如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