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车的车顶灯一直开着。皮亚内利面色铁青,浑身战栗,记者圈里疯传的恐怖信息令他胆寒。毕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至于我,早已超越了疲惫、悲伤和痛苦,彻底麻木了。
“在犯罪现场附近有一把猎枪,但安娜贝尔并没有死于枪击。”他说。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要听到全部事实。
而刚刚离开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师陈诉这个事实:在枪托的数次重击下,母亲的面部已血肉模糊。显而易见,做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亲。里夏尔之所以去了那个地方,是因为我给了他地址,他到达时,安娜贝尔已经死了。他靠在岩石上泪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错,就是一边看着妻子的尸体,一边抽泣着说:“是我干的!”我向律师解释说,很明显,父亲的这句话是在表达未能避免这场悲剧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认罪,所以不能当真。律师认可了我的说法,告诉我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挂断电话时,雨还是那么大。戴高乐广场的公交候车亭空无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两通沉痛的电话,把母亲去世的消息通报给哥哥和姐姐。热罗姆还是那个热罗姆,不管内心受到多大的打击,依旧表现得波澜不惊。和姐姐的对话就没那么简单了。我本以为她在巴黎十九区的家里睡觉,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尔摩过周末。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离了婚。她说她和丈夫分开了,我则跟她讲了家里刚出的大事,但没有谈及具体细节。她失声痛哭,我和睡在她身边的男人都无法让她平静下来。
接着,我在暴风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灵般游荡在广场中央。广场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着沥青。喷泉在黑夜里亮着灯,喷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吐出一阵空灵缥缈的雾气。
我浑身湿透,被细雨包裹着,心如死灰,神经麻木,身体仿佛被掏空了。蒸腾的雾气模糊了广场的边界、人行道的边缘和路面上的标志,它淹没了我的脚步,同时也淹没了我的全部价值观和方向感。在这个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在坠落,坠向无底的深渊。我似乎走进了一部黑色电影,成了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突然,两盏车灯划破了浓雾,离我越来越近:皮亚内利·斯特凡纳彪悍的越野车开了过来。
“上车,托马斯!”他摇下车窗对我说,“就知道你找不着回家的路。我送你回去。”
筋疲力尽的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副驾驶座位上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刚才一样,我坐在了后排座位上,坐在了熟睡中的埃内斯托身旁。
皮亚内利对我说,他刚去了《尼斯早报》报社。报纸昨晚定版比较早,所以明天的首版刊面上不会报道我母亲遇害的消息。但他还是回了办公室,为报纸的官网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不会提到你爸被怀疑的事。”他向我保证说。
当我们沿着海边驶向芳多纳街区时,皮亚内利告诉我,晚上他去医院打听了马克西姆的病情,还在准备离开医院时碰见了范妮。
“她快崩溃了。我从没见过她那样。”
我的思绪虽然疲惫,但还是响起了警报。
“她对你讲了什么?”
我们停在了迪厅“午睡”的路口。世界上最长的红灯……
“她什么都跟我说了,托马斯。她告诉我,是她杀了雯卡,是你妈妈和弗朗西斯帮她掩盖了罪行。”
原来,皮亚内利方才之所以那般失魂落魄,是因为吓到他的不仅是我母亲的遇害,还有当年的那起杀人案。
“她跟你讲了克雷芒的事吗?”
“没有,”他说,“这是我唯一弄不懂的地方了。”
交通灯变绿了。越野车驶上了国道,开往康斯坦斯街区。我被彻底击垮了,思绪一片混乱。我有种感觉,似乎这一天永远都不会结束,似乎一拨海浪袭来,将会卷走一切。太多的发现,太多的悲剧,太多的死亡,太多的威胁,始终在我的至亲身边盘旋飘荡。接着,我做了一件永远不该做的事。我放松了警惕。我打破了二十五年来保持的缄默,因为我想去相信人性。我想去相信,皮亚内利是个好人,是个将我们的友情置于记者职业之上的好人。
我毫无保留地,将克雷芒的死,还有我今天查到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诉了他。行驶到我父母家时,皮亚内利把车停在了门口,没有熄火。我们在他的老越野车里继续坐了半小时,讨论事件经过,整理思路。他耐心地帮我梳理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我和马克西姆谈话时,母亲大概在一旁偷听到了。和我一样,她应该也发现了诗集题记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作业评语间的笔记差别。但与我不同的是,通过这一点,她找出了杀死弗朗西斯的凶手。她要么是约了凶手在昂蒂布海岬见面,要么是一直跟踪他到那里,意图杀死他。总之,我们没能做到的事,她做到了:揭开杀人狂魔的面具。
可这个发现,却要了她的命。
“尽量休息会儿吧。”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拥抱了我,“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咱们一起去医院看马克西姆。”
面对他少有的热情,我却没有丝毫气力回应,关上车门就走开了。由于没有钥匙,我只能翻过大门。我记得父母从来不锁地下车库,可以从那儿进到房间里。走进客厅后,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把背包和弗朗西斯的手枪放到桌上,脱下湿透的衣服,像梦游者一样穿过客厅,倒在沙发上。我蜷缩在一张花格呢毛毯里,任由睡意将我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