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不行!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出租车,说台北的出租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出租车去木栅。
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哽咽无言。
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眼镜呢?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着我说:嗯,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1960年9月3号,礼拜六。
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
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
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
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我还能干什么?真是庸人自扰!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
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
《三生影像》再见雷震,1974(2)
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
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要我在出狱前立下&ldo;誓书&rdo;,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ldo;誓书&rdo;底稿。上面写得有&ldo;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rdo;看到&ldo;国家&rdo;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ldo;国家&rdo;不是国民党嘛!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ldo;国家&rdo;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ldo;誓书&rdo;,&ldo;国家&rdo;改成了&ldo;政府&rdo;。这种欺骗的作风!我又不肯写了!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我有何罪?关了我十年!还不准我写回忆录!
雷先生,雷太太,你们常常出去走走吗?
出去总有人跟踪呀。雷太太说:倒不如待在家里。
雷先生停不住,继续说下去:英国的《星期天时报》(sundaytis)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外国记者更厉害!雷先生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笑得很得意,和十四年前讲到他如何愚弄国民党特务一样地笑。
我和paul也笑了。
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
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
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录。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中国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大陆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国民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