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庄,早在永乐时期就有了,明成祖朱棣为燕王时,在北京宛平的黄垡、东庄营等地拥有王庄,朱棣登基后,将这些王庄改称为皇庄,不过皇庄正式出现则是在天顺八年,时宪宗已即位,将收没太监曹吉祥的田地归为了宫中的田产,皇庄之名由此始,弘治年间,京畿地区有皇庄5处,到正德九年,变为了36处,占地达37500多顷,约等于顺天等八府官民田总数的七分之一。
庄田,是明朝的一种土地制度,即朝廷赐给勋戚或亲王的田园。
勋戚,指的是勋臣和皇亲国戚,勋戚庄田,虽在明初既已产生,但那时候明朝都城在南京,因此那些勋戚们的庄田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对北京周围地区影响不大,可在朱棣迁都北京后,尤其是在英宗正统时期,勋戚们开始在京畿地区不断建立庄田,以至于后来逐渐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些勋戚们用以建立庄田的土地,有些是钦赐的,即皇帝恩赐的;有些是乞请得来的,这个乞请就是看哪有空地就管朝廷要,但其实那些空地,并非都是无主之地,而是大部分都是民田;还有受纳投献得来的;但最多的还是以各种赤裸裸的掠夺手段侵占得来的。
皇室、勋戚和宦官等,他们这些人疯狂掠夺,不断扩大自己的庄田,使京畿地区的庄田恶性膨胀,如今庄田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20余万顷。
李缙看到夏言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字,不禁有些傻眼,要知道一顷就是一百亩地啊,20余万顷,这得是多少亩地啊,是2000万亩吗?
李缙有点算不过来账了:“没想到这庄田的数量竟如此之多!”
夏言面色凝重地说:“就是因为这庄田多了,才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庄田原本都是农民的土地,被侵占变为庄田以后,农民便失去了土地,成为了耕种庄田的佃户,不仅要交纳岁课几倍于昔的租赋,还要额外被多如牛毛的盘剥名目剥夺,要是遇不上天灾还好,要是遇上了,庄田佃户势必如牛负重,无法完纳,而那些管庄的爪牙却不管这些,他们会拼命催索,甚至私设公堂,棒打追逼,农民无法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只得到处逃亡,多数人都沦为了流民,流民大量增加,农民自然就会减少,这对京畿地区的农业发展极为不利,简直是一种破坏和摧残!”
樊继祖接话说:“不止如此,庄田的不断扩增还破坏了屯田制度,影响了京畿地区垦荒屯种的实效,明初在京畿地区大力推行军屯和民屯,对这一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这些屯田开垦的土地,有一部分被皇室、勋戚给占去了,以至于军民失业,嗷嗷怨嗟,这不仅使军饷要依靠国库支给,增加了朝廷的开销,也使已被开垦的田地又渐成荒芜之地,这对京畿地区的垦荒屯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夏言不住地点头:“樊兄说的没错,不过最为关键的,还是庄田的问题,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引起社会动荡,这就对朝廷形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些庄田地主,皆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各种特权,无论是皇室成员、勋戚或太监,对其庄田中的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都尤为残酷,这就引起了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像良乡、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庄田集中的地区,如今已是盗贼成群,夜则明火持杖,搜掠居民财物,昼则阻截路道,肆为强劫,有时甚至还会杀伤人命,这些无所忌惮的盗贼,多为饱受庄田地主欺压的佃户。”
樊继祖补充说:“畿南一带,如内丘、羊房务、沙河、任丘、定兴、临清、漷县、永清、峄县、高密店等处,亦是群盗纵横,并且更为凶残,不止劫掠,往往还会杀人焚屋,深受其害者不可胜计,当地民众早已是冤声撼野,要是朝廷不闻不问,再这么继续下去,我看早晚要出现第二个刘六,第二个刘七。
夏言又把话接了过去:“当年刘六、刘七反叛,所谓义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京畿地区一些贫困交加的流民,他们不仅攻占县城,还大肆捣毁庄田,这说明他们对庄田地主怀有刻骨的仇恨,现在反叛虽然平定了,但这种仇恨依然存在,要消除这种仇恨,只有清理庄田,还地于民这一条路,这样才能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大明的中心地带,也就是京畿地区的局势。”
李缙插嘴问了一句:“所以朝廷上下才会一致强烈要求清理庄田?”
夏言回答说:“正是,数月来,先是言官,继而是其他臣工,他们纷纷上疏,这些官员对庄田问题的看法和要求,得到了以首辅杨延和大人为首的内阁的支持,杨大人对庄田的扩增早就忧心忡忡了,也有清理庄田的愿望,是以才会在起草新帝即位诏书时,就为抑制庄田专门列了三项条款,其一是,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房、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即召回皇庄多派的宦官,以减轻佃户所受的压迫;其二是,近来投没犯人的庄田、园圃,户部委官以公查勘,如有倚恃权势,侵夺霸占者,归还本主管业,即将庄田中所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其三是,抄没犯人玄明宫地土,原系军民住居、坟墓,该给主者,要逐一查审明白,给主管业,即将当年宦官刘瑾的庄田中侵占的民田,归还原主,这三项条款虽然涉及的事情较少,也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它足以表明杨大人在庄田的问题上,还是站在多数朝臣这一边的。”
李缙又问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朝臣们在庄田问题上达成了罕见的一致共识?”